两广事变桂系并非“假抗日”

　　有关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表现，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近期就有媒体撰文披露，向来被视为坚主抗日的桂系，在“两广事变”中，一方面打“抗日”旗号反蒋，一方面背后又与日本达成谅解。

　　也有学者认为，抗战中，地方实力派放在首位的，一定是地盘和军事实力。如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当可视为桂系保存自身实力的一次大溃败。

　　对此，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讨论历史问题，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混淆不同的历史时段。“两广事变”发生之时，中日尚未交战，非敌国关系。事实上，将“反蒋”与“抗日”并举，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反对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内反蒋力量都在采用抗蒋手段。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反蒋的力量就是不抗日的，或者就是“假抗日”。

　　

　　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

　　对于桂林保卫战，申晓云也认为，指责其“保存实力”，其实“并没多大的道理”。

　　不能因为桂系“反蒋”，否定其抗日的努力

　　腾讯文化：七七事变之前，1936年的“两广事件”，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着“抗日”之名北上，现在有史料披露，此事变幕后是有日本为之提供资金和武器用以反蒋。您怎么看待李、白此时对日本的态度

　　申晓云：这种说法，在当时就有，说两广“反蒋是真，抗日是假”。出现这些非议，部分是舆论质疑，部分是南京中央有意“放水”和“抹黑”。客观而言，两广发动事变，有自保的一面，反蒋意图很明显。但是并不意味着假抗日，在桂系看来，抗日与反蒋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1937年元旦李宗仁为桂林日报题字“焦土抗战”

　　能证明桂系抗日主张的，是1936年4月17日，也即“两广事变”前夕李宗仁公开发表的《我的主张——焦土抗战》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正是在这一演讲中，李宗仁对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交战双方之国情以及开战后敌我各自之优劣、长短都有透辟的分析。并就如何实行抗战、坚持抗战、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作了初步的战略构想，提出了要持久抗战、游击抗战、全面抗战的主张。这一系列抗日战略和战术主张，我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没有抗日的决心和意愿，是不可能说出来的。

　　至于你问及当时的两广实力派是否与日本人有来往。我认为，对这个说法也要具体分析，首先要看什么性质的来往。如一般接待日人，即便有证据可证实购买过日本军械，也无足为怪。当时中日尚未交战，还不是敌国关系。两广需要改善武器装备，设法购买是有可能的，但这与跟日本人勾结是两回事。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有可能是南京中央为收拾两广实力派，也会对外“放水”，你不是要抗日吗怎么还跟日本人勾搭，故意抹黑。政治历来是真真假假，片言只语，实不足为凭。

　　腾讯文化：粤军高级将领李洁之的《李洁之文存》、浙大陈红民教授的著作《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都披露了两广与日本往来勾连的情况，包括日军向两广派顾问，援助武器等。

 

　　

　　抗战中德械装备的74军

　　申晓云：我认为有一点要注意，当时中日并非正式交战国，设法从日本购买军械，与当时的南京中央从德国设法购买装备和战略物质是一样的性质，都不过是一种利用性质罢了。在三十年代初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南京中央蒋介石也一直在和日、拒日之间摇摆不定。桂系的态度倒是一以贯之的，一直是坚定的“主战派”。当然期间也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这是一个随着国难加深，地方实力派，包括中共，在政策上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讨论历史问题，一定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混淆不同的历史时段。就桂系来说，抗日反蒋是主要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两广与南京中央对峙时期。由于其时南京方面一心想搞垮两广政权，对桂系来讲，考虑的最多的肯定是自保，也即生存问题。当然，当东三省丢失，民族危机加深时，打“抗日”旗帜来反蒋，不仅争取民心，也是争取党心，这对地方实力派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何况两者并不矛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蒋”与“抗日”，既是桂系与南京中央对峙时期打出的两面旗帜，也是用来保存自己捏在手心的两张牌，这两张牌可以单出、也可以轮换出，或一起出，如一起出就叫“抗日与反蒋并举”。可以说，“按需出牌”是当时桂系用来对付南京中央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时期，国内所有的反蒋力量，都使用了这一手段，包括共产党在内。但使用这一手段，并不能说明这些反蒋的力量就是不抗日的，或者就是“假抗日”，更不能因为这些地方实力派曾经“反蒋”，进而否定他们抗日的意愿和努力。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后，宁桂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图中自右起为白崇禧、程潜、居正、朱培德、李宗仁、黄旭初。

　　再就客观效果来看，战前地方实力派打抗日旗帜反蒋，对南京中央修订其内外政策，并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最终走上领导抗日的道路是起到很大敦促作用的。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应该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并且要有行动的证据，要看他做了什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最关键的。就像张作霖，他跟日本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你支持我就行，可是你真要跟我签约，我死活跟你赖皮，所以日本人后来被他搞得很头疼，就是跟他从来没有谈成过什么。他们之间也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西安事变之后李宗仁最早呼吁“政治解决”

　　腾讯文化：两广事变之前，桂系跟中共是否也有联系

　　申晓云：其实两广“六一运动”发起时，中共也在号召“反蒋抗日”。李、白于1935年底就秘密派刘仲容北上入陕，既与西北张、杨取得联络，也与中共建立了联络渠道。两广事发之后，毛泽东于6月9日通过陕北无线电话表示：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的进步行动，并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因此在酝酿组织反蒋抗日军政府时，李宗仁与入桂的李济深一起，派钱寿康带上二李亲笔函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商谈，想要签订《抗日救国协定》。

　　腾讯文化：那西安事变爆发后，李白的反应如何

 

　　

　　张学良和杨虎城

　　申晓云：事变发生后，李、白虽对张、杨扣留蒋“不表苟同”，但也一再声明，主张“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当他们知道南京方面已集结大军准备大举讨伐张、杨时，就在12月16日，与李济深联署，发出通电，向全国表明了广西方面反对讨伐，要求政治解决事变的基本立场，并且提出了五点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李宗仁的这一通电，是对张、杨“救国八项主张”的最早呼应。这种从大局出发，不计前嫌，恪守团结御侮原则的磊落态度，堪称深明大义之举，对各地方实力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李、白主张政治解决的通电发出后，中共也于18日正式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与广西李宗仁等16日通电中所提解决事变的主张基本一致。

 

　　

　　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原来中共以为桂系是最要反蒋的，会趁乱崛起，但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包括阎锡山、冯玉祥都反对，认为现在不能再窝里斗了，所以周恩来到了西安以后发现地方实力派原来是这个态度，赶快汇报给延安，要说服张学良。后来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到了，中共这才表示要和平解决事变。所以我认为桂系在抗日问题上是一以贯之的。

　　中共一夜之间从第五战区撤离

　　腾讯文化：抗战期间，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充斥的中共党员之多，以至于被上报至蒋介石那里。

　　申晓云：抗战之初，桂系跟共产党有很好的合作，互相也比较信任。白崇禧还觉得共产党的游击战搞的不错，提议搞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新四军领导人叶挺、罗炳辉、张云逸等也都曾应邀前往立煌县为鄂豫皖边区干部训练班和游击训练班作战术讲演。

 

　　

　　叶挺、罗炳辉和张云逸

　　另外，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的民众动员委员会，很多人都是中共著名的共产党人在里面工作，张云逸、郭影秋等人。民众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的方式都是中共那套，设妇女队、儿童团，在安徽搞得相当不错。

　　另外他也让共产党的人给他推荐人才，章乃器就是谢和庚推荐过来做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还有，第五战区的学生军也是很有名的。南京失陷以后，北京、平津下来的很多流亡的学生往这边跑，来了以后组织起来叫五战区的学生军，里面有不少的中共党员。这些中共党员，有公开的，也有很多秘密的，从来没有全公开过。李宗仁大概对五战区里面谁是共产党，谁不是也是有数的，但他有自信，知道这支军队他可以控制的住。但李宗仁的五战区是新四军活动的主要地区，李宗仁对中共和新四军在皖南的活动也是时刻警惕的。

　　腾讯文化：白崇禧呢

　　申晓云：白崇禧是坚决反共，虽然李宗仁对中共没有那么反感，但他跟白崇禧绝对是步调一致。

　　腾讯文化：皖南事变之后，李、白与中共的关系如何变化

　　申晓云：事实上，抗战时期，中共对桂系的政策是把李、白桂系与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顽固派作了区别对待，尽量争取能够和平共处。

 

　　

　　皖南事变之后的《新华日报》

　　“何、白皓电”发出后，中共内部有个文件，指示说：“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的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所以，在中共就“皖南事变”所发表的“要求惩办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声明中，并没有点李、白的名，据说还在一夜之中，撤出了在五战区内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撤回了原来设在广西桂林和安徽立煌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这样双方都不撕破脸皮，互相留有余地，不要搞僵了。你对我统战，我也统战你，这是互相利用的事情。

　　桂林保卫战，守军实力无法与日军抗衡

　　腾讯文化：七七事变爆发之时，有说法是，李宗仁觉得日本的实力太强大，不如先养兵，等日军一鼓衰二鼓竭，再拿精锐之师抵抗。李当时是否有这种犹疑

　　申晓云：没有，他拿出去的就是精锐部队。李宗仁在广西全省动员，率先出征的是桂军精锐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该集团军前身为北伐时的广西军第七军。

 

　　

　　桂军出征

　　第七军是李、白起家资本，所谓“基本兵”，北伐战场上就被称为“钢军”。二十一集团军开赴前线后，被直接转调去了淞沪战场。淞沪会战打得非常惨烈，廖磊部三师六旅，参战一周，牺牲上万，六个旅长，三死两伤。基本上死了一大半。参战前白崇禧是下了死命令：“只许输人，不许输仗”，所以这支新投入的部队作战异常英勇，戴笠曾致电蒋介石，称桂军“战斗力甚强，纪律亦佳，给中外新闻界留下深刻印象”。

　　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不是只他有保存自身实力的需求，所有的人都有，共产党有，蒋介石都有。太平洋战争一打，蒋就知道我可以跟日本耗了，只要耗到底，绝对会胜利。所以就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想法了。说老实话没在太平洋战争打起来，抗战能不能再坚持住是很难说的事情。

　　腾讯文化：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白崇禧将桂林城内第188师和第131师第391团调出桂林，以至于桂林守军只剩下缺少一个团的第131师和大部分是新兵的170师，是否为保存实力起见

 

　　

　　桂林保卫战

　　申晓云：桂林保卫战的溃退，有些人将之怪罪“桂军”，认为故意“保存实力”，这其实没有多大道理。日军在战争后期的攻势带有孤注一掷的性质，靠当时广西境内的非主力桂军和一些零散的民军去抵挡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抗战后期，从南京中央、地方实力派，乃至共产党，确实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保存实力的现象，这很可能与这一心理有关：反正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为战后较量着想，此时保存实力，有一定的合理性，这跟“不抗日”或“假抗日”是两回事。

　　另外，从战略上来讲这个地方是守不住的。日军在钦州湾一登陆，南宁一包抄，两边夹攻，你守那块地方干嘛。蒋介石早在1943年就有退到大西北的打算了，要迁至新疆、陕北一带。当时的贵阳，包括四川都准备是丢掉的，因为日本人倾全力来打这一仗也是最后的挣扎。我又不去跟他打消耗战，我守着它干嘛，但是不挡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