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公务人员为何沦为“瘾君子”？

　　“吸毒州长”受贿被判刑、某社保官员为凑吸毒款贪污社保金……近年来曝出的官员吸毒事件刺痛人心，而伴随着官员吸毒而来的其他不端行为更令人憎恶。本应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公务人员为何会沦为“瘾君子”是个人价值观动摇还是道德滑坡是交友不慎还是监管不力

　　吸毒官员：

　　聚众吸毒、贪污受贿

　　说起近年来较有名的吸毒官员，许多人想起的是曾担任云南省楚雄州州长的“吸毒州长”杨红卫。

　　杨红卫的吸毒行为被揭露于人前，始于其因贪腐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因受贿等行为被判处无期徒刑。与其贪腐行为同时暴露的杨红卫吸毒史，立即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杨红卫不是第一个被曝光的吸毒官员。早在2008年就有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吸毒被抓。2009年山西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因吸毒被曝光，事发后此人被开除党籍、罢免职务，并被行政拘留。2012年某市警方“百日扫毒风暴”专项行动中，有9名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因吸毒被查获，其中包括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等。

　　而最近引起关注的“毒官”事件，是发生在今年5月的“安徽省宿松县多名官员聚众吸毒被抓获”事件，宿松县最后查明：今年4月26日和29日，宿松县公安机关在侦办其他案件中，发现宿松县招商局副局长李某某、宿松县交通运输局下属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余某涉嫌吸食毒品。经公安机关查明，李某某、余某先后三次吸食由社会人员提供的毒品。两人均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堕落轨迹：

　　从吃吃喝喝到一起吸毒

　　分析这些官员吸毒事件，不难发现一些特点和共性。

　　首先，吸毒官员在吸毒行为之外，多伴生有其他不良行为。例如，杨红卫受贿、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有的在吸毒的同时嫖娼、受贿、包养情妇等。

　　云南省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文杰认为，官员吸毒伴生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是官员吸毒表明其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人生观、价值观等偏离了正常轨道。二是吸毒开支不菲，要靠官员的正常工资支撑其吸毒行为较为困难，一些官员为筹毒资由此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

　　其次，聚众吸毒的特征明显。如与杨红卫一起吸毒的还有楚雄州原副州长吕琳麟;柴四清是聚众吸毒;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找卖淫人员陪吸。

　　再次，吸毒官员担任的职务或所在的单位，往往社会交往范围较大且频繁。陈向明说，自己从事戒毒工作20多年来，在戒毒所看到的“毒官”来自公安、工商、税务、文化等多个部门，“都是一些与社会人员接触较多的部门。”他在目前已接触的戒毒案例中发现，有的官员最初因工作需要经常与社会人员打交道，然后从吃吃喝喝到成为朋友关系，再到一起唱歌跳舞，最后发展成一起吸毒。

　　监管不力：

　　“毒官”总是能在内部“隐身”

　　通过分析官员吸毒的多个案例不难发现，这些人吸毒行为的败露鲜少源于内部监管，基本都来自“外部”作用。杨红卫是上级纪检部门对其进行调查后，才公布了其吸毒行为;柴四清的吸毒行为被揭露，是因为网友发帖后被人肉搜索，此前其人甚至被评为优秀党员;宿松县两名官员的吸毒行为败露，则是因为公安机关侦办其他案件时恰巧抓获了他们，之后又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针对官员吸毒，确实很难建立一个单独的监管机制。”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禁毒系主任高巍分析，一方面，单位没有这方面的监管职责。一方面，官员吸毒具有较强隐蔽性。

　　但是，内部监管的乏力必须引起注意。据媒体报道，杨红卫出事前，有人员在一次会议上发现杨居然边开会边吸“卡苦”，并报告了当时的州政法委领导，但并未引起注意。“这与杨红卫的职位有关，下级查上级毕竟是需要勇气的。”孙文杰说，而且一些党政机关不愿自揭家丑，也就对查处吸毒官员持回避态度。

　　“要避免更多吸毒官员的出现，加强日常教育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加强全方位的监管。”高巍说，现在许多单位加强了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就是较好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对吸毒官员要加大惩处力度。

　　(据新华社昆明6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