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视角：“反哺”农村 重在教育

　　对话背景

　　每年的6月7日，对冲击大学梦想的高中生来说，都是一个既紧张又兴奋的日子。而紧张和兴奋更甚的是人数更加众多的中学生父母、亲人。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天和接下来的两天足以决定人的一生、影响人的一生。选择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日子与农民出身、经历过高考洗礼、对“三农”问题和教育问题情有独钟并有着独到见解的谢鸿光先生进行这样一次对话，其意义不言而喻。

　　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落后，制约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制约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来看，“反哺”工作要把教育投入、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作为重点

　　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注“三农”的呼声便日趋高涨。不过，好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三农”问题好像有好多禁区。在记者的印象中您似乎对所谓的“禁区”并不是很在意。在担任本报社长期间，您和记者有过几次谈话，鼓励记者多研究一些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写出对社会有益、有分量的报道。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将“三农”问题列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那时开始，记者便一直想和您进行一次有关“三农”问题的对话。这次您到中央党校学习，算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谢鸿光：胡锦涛总书记曾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历，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讲话精神，准确判断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抓住“反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对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统筹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说到重点，可以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便各有各的重点。比如，有学者就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增强农民的创收和增收能力；也有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现代化水平。您所说的重点是指什么呢？

　　谢鸿光：是啊，任何工作都有重点，任何时候都要抓住重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多方面工作要做，找出其中的重点，对症下药采取措施，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我认为，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来看，“反哺”工作要把教育投入、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作为重点。

　　记者：“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已经不用多说。您为什么单单把农村教育突出出来？

　　谢鸿光：首先，和城市相比，农村处于弱势。城镇人口比重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03年我国城镇人口为52375万人，人口比重为40.53%；比1990年增加22181万人，比重提高14.12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应该看到我国仍是城镇化水平比较低的国家。2001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8%，发达国家或地区为76%。同时更要看到的是，2003年我国仍有76851万农村人口，比解放初期将近多一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均耕地大幅度下降，只相当于解放初期的三分之一。农业、农村、农民的相对弱势程度在加大。

　　其次，和城市教育相比，农村教育处于弱势。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者素质与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2003年我国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1年，比1990年提高了1.65年。2003年在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5.15%，高中为12.54%，初中为35.35%，小学为31.35%。但是，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2003年，我国农村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5.14%，高中为5.86%，大专以上为0.69%，文盲率达11.17%。城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3.5%，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的为55.45%，文盲率为5.23%。

　　1978年到2003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从95.55%提高到98.7%，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从87.7%提高到97.9%，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从40.9%提高到60.2%，这也是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政策等各方面的影响，城乡差别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不平衡的矛盾加剧了。更为严重的是，“城乡教育严重失衡”。城市教育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农村基本以农民自己投资为主。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从1996年以来，每年仍有100多万儿童念不完小学，100多万小学生升不了初中，600-800万初中生上不了高中。这些儿童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这就是说在我国农村中，每年继续产生着大量的文盲或半文盲。多数农村劳动力缺少就业必需的技能、技术，限制了转移的领域。就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工人的结构一般为：高级工（6-8级）35%，中级工（3-5级）50%，初级工（1-2级）15%。而我国的情况是，高级工不到5%，中级工约35%，初级工约60%。

　　第三，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落后，已经成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严重制约因素。目前，我国一方面是城市的知识经济、网络化、现代化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农村中每年继续产生着大量的文盲或半文盲，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制约因素。这种严重不对称、不协调情况延续下去，必然拖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也影响着中华民族总体素质的提高。有位哲人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因此可以说，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直接关系8亿多农民切身利益，满足广大农村人口学习需求的一件大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第四，农村教育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教育面广量大，教育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农村学校作为遍布乡村的基层公共服务机构，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还承担着面向广大农民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和创业能力的重要任务。发展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把振兴教育、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作为提高中华民族文明素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来看待，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我国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趁此良机重点支持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正当其时。通过教育公正推进社会公正，是政府体现公共性的最好切入点

　　记者：中央将“三农”问题列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是，谈到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记者认为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办到。这中间好像有很多难以突破的瓶颈。比如，我国的工业和城市发展本身就面临很多问题，您认为真有能力顾及“三农”吗？谢鸿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国平均每天社会活动效率大大提高。2003年与1978年相比，每天创造的GDP由9.9亿元提高321.2亿元；财政收入由3.1亿元提高到59.5亿元；资本形成总额由3.8亿元提高到140.8亿元；进出口总额由0.6亿美元提高到23.3亿美元；每天居民消费量由4.8亿元提高到144.3亿元。而每天的出生人数则由4.8万下降为4.4万。

　　2004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年。年初，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农业部、财政部、税务局等部门，分别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措施，对农业、农村、农民进行“反哺”。在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等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粮食大增产、农民大增收的良好态势。有保有压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收到很好效果：GDP达到136515亿元，增长9.5%；财政收入达26356亿元，增长2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0073亿元，增长25.8%；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增产388亿公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实际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2963元，实际增长6.8%；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分别减少290万人和640万。据国家税务总局称，2004年共完成税收25718亿元，增收5256亿元。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规模、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现在我国每年GDP、财政收入、税收的增量，已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时期的年度总量。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今后每年的经济增量也将越来越大，“反哺”的物质基础会越来越雄厚。

　　记者：“三农”问题千头万绪，如何保证能把资金用于发展农村教育？

　　谢鸿光：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落实好各项反哺措施的同时，把加强教育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从一般社会发展战略中分离出来，单独规划，特别强调。

　　记者：没有人敢说不重视教育，但你让他把有限的资源“反哺”到教育上，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吧？

　　谢鸿光：“反哺”的实质就是要改变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的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教育是社会公正最好的调节器，是缩小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教育攸关全民族的未来，攸关每个家庭的命运，是公共性最强的领域。使用公权力把公共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使之服从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服从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通过教育公正推进社会公正，则是政府体现公共性的最好切入点。教育是治贫的重要手段。国外学者用50多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受教育程度不同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成正比。因此“反哺”要把加强教育、特别是加强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给大量农村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其生存和发展能力。

　　记者：可是还是有人认为，我国目前财力有限，只能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教育。

　　谢鸿光：这是不对的。首先，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优先发展教育的成功案例可资借鉴。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70多个已经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除发达国家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我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古巴教育支出占GDP的6.3%，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实行12年义务教育，学校不仅不收学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和校服。古巴受过高等教育的占受教育人数的57%。2002年全国学费和杂费合计为923亿元，这与当年18904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比，所占比例并不大。目前，我国的财力状况完全可以承担免费义务教育。我国的教育投入约占GDP的3%多一点，低于世界平平均5%的水平。亚行报告认为，如果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农民每年至少可减少300亿元教育负担，效果不亚于减免农业税。

　　其次也要看到，教育投资、人才培养是高效益、长收益期投资。有学者估计，我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30%-40%，考虑到教育能够改变国民素质、增强社会和谐度及凝聚力，回报将更高，是应该加大投资的。

　　再次，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了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宁可压缩一些建设项目，短期放慢一点发展速度也是值得的。在压缩财政支出方面有着巨大的空间，有人估算，我国每年用于公车支出、公款吃喝的支出超过6000亿，哪怕压缩三分之一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也能解决很大问题。

　　“反哺”要经济、法律等多种措施并用。把9年制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现代化水平和集约程度；科学合理地调整大中小学教育结构

　　记者：您刚才谈到，古巴实行的是12年制义务教育，而我国实行的是9年。

　　谢鸿光：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相应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政策制度。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和成熟的教育法规，对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义务教育法》是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起草颁布的，到今天将近20年了。这20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因此我认为，《义务教育法》到了该修订的时候了。

　　记者：该如何修订呢？

　　谢鸿光：人才培养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了长期可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应采取法律的措施，修订《义务教育法》，把9年制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记者：这可是一条建设性的意见啊。但如此修订，说服力何在？

　　谢鸿光：据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中等发展水平国家高中教育人力资本回报率是最高的，而且可以缓解初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三年的高中或职业高中教育对初中毕业生来说可能会改变其一生的命运。用法律的强制性把义务教育延长三年，对提高下一代公民的素质、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增强发展后劲，其作用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记者：资金问题怎么解决？把9年制义务教育延长为12年，需要增加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

　　谢鸿光：假设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依法入学，每年每个小学、初中、高中生的平均义务教育费用分别为500、1000、1500元，按有关资料推算，2006年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预计当年全国财政年收入为29255亿元，增量为2899亿元。2006年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不及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量。

　　记者：这么说，经费不成问题。

　　谢鸿光：这里对2006年所需义务教育经费的推算还是简化了的，若把儿童死亡率、教材重复使用节约、名优重点学校择校收费等因素考虑进去，所需费用会在2000亿元以下。以后年份，随着受义务教育学生数逐步减少，即使人均水平有所提高，费用总额也会大体保持这一水平，而每年财政收入的总量和增量都会大幅度增加。资金的边际效用对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低收入的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来说，这样的“反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况且它惠及了近2亿个家庭。

　　记者：钱是有了，怎么保证到账还是问题！

　　谢鸿光：因此要提高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采取强有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加大教育投入。教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问题。国家要把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事业，放在各项社会经济发展事业的头等重要位置，在发展规划中列在最优先的地位予以安排。在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安排上，要把提高教育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投入，作为硬比例最先安排。要尽可能地提高教育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使之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使用中尽可能向农村中小学教育倾斜。

　　记者：除经费问题之外，要真正搞好农村中小学教育，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特别强调？

　　谢鸿光：我认为，首先还要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现代化水平和集约程度。要借鉴发达国家推行教育规范化建设的经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小学校设施条件基本一致。今后我国农村中小学校的建设，应当尽可能地集中安排在县城或重要镇上，尽可能做到寄宿制，并不断提高中小学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程度。这样既可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便于管理，同时也有利于城镇发展，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其次，要根据我国人口变化情况，科学合理地调整大中小学教育结构。由于计划生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育龄妇女生育状况的变化，1989年以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逐渐减少，每个年龄段的受教育人数也发生变化，今后我国每年小学生入学人数将逐步减少。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小学，从六年级到一年级的学生数依次递减，一些农村小学，一年级入学人数不足10人。因此，小学教育需要整合资源，进行学校的归并。高中供给不足，需要扩大办学规模。就整体教育结构来说，应该扩大大学、高中的规模，压缩小学规模，优化和提高教育的质量。

　　第三，进一步扩大大学教育规模。大学是义务教育的延续，是高中毕业生的重要出口。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有几个渠道：上大学，到城市打工，征地搬迁等，通过大学教育转移是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1999年以来，每年都扩招50-60万人。2004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达到447.3万人，比2003年增加65万人。目前，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为19%。虽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低的，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今后大学的招生规模还需要继续扩大，逐步做到使5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能够上大学。大学的布局要向中小城市扩展，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同时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提高中小城市的质量，逐步发展成为大中城市。

　　专家简介

　　谢鸿光  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曾任中国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统计出版社社长、中国信息报社社长，现任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主任。

　　1999年因其在科学研究事业中所做的突出贡献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同年组织出版大型文献《新中国50年》，被誉为“五十年庆典百部图书”之首。

　　2000年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信息多重采样设计的空间统计学应用研究”，获第五届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3年荣获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背景纵深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战略决策

　　2001年，国务院根据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了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战略决策，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这是从根本上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为推动建立这一管理体制，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对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等问题做了全面部署。会后，各地迅速传达会议精神，采取措施贯彻落实。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各地建立了“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情况的月报制度。

　　农村教育成为教育工作重中之重

　　2003年9月20日，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闭幕。由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农村教育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决定共分8个部分：一、明确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二、加快推进“两基”攻坚，巩固提高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三、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四、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要求，加大投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五、建立健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制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六、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七、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效益；八、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

　　温家宝：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影响发展中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主要因素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8%，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7%，预计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仍将有50%生活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各国实施农村教育的主要内容。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以来就开始将普及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国策，并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教育问题依然是普及义务教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单中惠、杨捷认为，这其中既有客观现实因素的制约，又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从客观现实因素上看，影响发展中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主要因素有三：

　　其一，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接受义务教育的主要障碍。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5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因贫困而不能入学。

　　其二，农村人口过多制约着发展中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发展教育的一大障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关键是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其三，教育经费不足。由于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普及义务教育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难题。

　　从社会深层次的角度看，影响发展中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盲目照搬发达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均来自西方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因此，在普及教育方面无一例外地把西方国家的普及教育经验移植到本国。结果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第二，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是内忧外患，社会、政治不稳定，普及教育根本无从谈起。

　　第三，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但是由于没有健全的相应机制，在具体行动中没有有效地发挥中央集权教育管理模式的优点，导致了这种模式易于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腐败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前海 专家 谢鸿光） 

　　来源：中国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