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县域经济，农业怎么办

　　嘉 宾：段应碧（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马晓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吴子申（内蒙古工商联副主席、永业集团董事长）

　　对话背景

　　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10年来，作为县域经济主体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发展的“黄金期”：粮食总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农村改革实现新突破。不仅是以沿海为主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成就非常明显，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也在加快发展，在农民增收、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等方面显着改善。日前，由经济日报社主办，永业集团独家支持的“首届中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来自各个行业的农业专家，重点探讨了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发展等多项内容。

　　发展县域经济，农业是关键

　　主持人：1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迅速，在未来继续壮大县域经济的道路上，农业和农村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段应碧：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三农”问题解决，推动农村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是我国农村发展最辉煌的10年，但从总体上看农村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薄弱环节，农民收入尽管连续10年大幅增加，但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很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尽管有了很大发展，但和城市发展的水平差距也很大。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会影响实现全面小康。

　　因此，仍然要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县域经济在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处于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上，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它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所以在县域经济发展时，一定要想到把农村的发展放在首位。

　　柯炳生：县域经济包含的内容丰富，发展现代农业是它的一项关键任务。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来看，尽管我们连续八年粮食增产，但形势依然严峻：粮食（含大豆）自给率已降到90%以下，具体情况是：大豆去年进口5000多万吨，相当于全球大豆出口率60%以上，今年上半年已经进口2900万吨。如果不进口这些大豆，而是用国内的土地生产，我们需要额外拿出20%左右的播种面积，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对粮食和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想象，2000年时，发改委曾预测到2020年粮食需求量不到5.8亿吨，但是前年我们需求消费总量已超过5.8亿吨。因此，如何确保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县域经济的一项重大任务。

　　吴子申：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社会由农业走向工业时代，农业人口逐渐下降。而中国面对的现实国情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0%左右，农民仍然占到总人口比重的大半。一个拥有8亿农业人口的大国，如何完成转型，走上城乡均衡发展的道路，发展县域经济，是中国正在破解的一道世界级难题。

　　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县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具有以农村人口为主和城镇与农村并存为主的特点，县域经济既是城市经济之尾，也是农村经济之头，更多地具有农村经济特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没有农业的快速发展，就没有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多重因素制约农业发展

　　主持人：要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哪些因素制约？

　　柯炳生：我们对农产品数量需求不断增长，对质量要求日益提高，而进口的潜力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基本依赖国内生产来满足需要。国内的生产，无非是总产等于面积乘以单产。从现有耕地减少来看，从水资源约束来看，从生态环境约束来看，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不可能。我们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是无论如何严格，只能使得耕地面积下降的速度慢一点，幅度小一点，而无法扭转这种下降趋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田将被用于非农业的用途。

　　马晓河：当前中国两种成本正在推动农业进入到高成本时代。第一是农业生产成本，第二是农业机会成本。

　　首先从生产成本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六类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普遍快于农业收益的增加，导致农业收益率下降。特别是粮食的收益率，在六类产品中下降最快。在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中，种子、化肥、机械作业、土地、租金、劳动成本是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二是机会成本。现在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收入大幅上升，导致农民产生厌农、弃农倾向。比如我近日去过的常熟市，常熟的农民工一天体力活挣100块钱，技术工150到200块。再比如我们老家陕西的一个区，一个五六十岁的女同志每天给苹果套袋可以挣60块钱。而现在农业是什么收益？一亩粮食纯收入是400块钱，考虑到农业劳动力，一亩地纯收益大约250块。到外面打工一星期就可以赚到一亩地的钱，干嘛要搞农业。所以说，机会成本和直接生产成本推动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

　　吴子申：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们发觉困扰中国农民富裕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买难，第二个是卖难。买难是指假种、假肥、假药坑农、害农，同时也导致食品安全的根源问题。卖难是指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优质能不能优价，要发财没办法。

　　从总量来看，“卖难”时农产品并不是多得太多，“买难”与“商品大战”时农产品也不是缺得太多。出现严重的“卖难”或“买难”与“商品大战”有多种深层次原因，比如农民分散进行生产经营，难以获得准确及时的供求信息，一般是看当前什么利大下年就多生产什么，具有很大的趋同性和滞后性。全国2亿农户，都多种一点或少种一点，加总起来是一个相当大的增量或减量。

　　破难题，农业要做好长远规划

　　主持人：县域经济中，要搞好农业，农村应该有什么样的转变？

　　段应碧：第一个转变就是要把大多数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而不是在城市务工，因为任何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第二个要把传统的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逐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第三个要把分散落后的旧村庄逐步转变为相对集中的功能完备的现代化社区，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做好这三件事，有三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个就是要做好长远规划，改变那种随意改变规划的习惯。第二个要继续增加投入。第三点需要强调的是尊重农民的选择，过去习惯于设计出一套模式到农村推广，殊不知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同样一个事在这个村做好的，拿到另外一个村不一定行得通。这是农村工作多少年的教训。

　　主持人：马院长，您刚才提到成本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投入产出不成比的问题？

　　马晓河：农业成本的逐渐增高，可以考虑三条路。

　　第一条提价增加补贴，中国农牧业最终要走向一条东亚型的农业发展道路，东亚型发展道路是什么？叫高农本、高农价、高补贴。过去12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农业收入80%靠提价。不想提价，又不想补贴，想让中国农业发展起来不可能。

　　第二条道路是利用世界农业资源，进入21世纪，中国平均每年利用实际农业资源，叫净进口农业资源，折合成土地这两年有所上升。

　　第三条是发展高端农业，坚持走发展高附加值道路。要走农业高端化，分层化，绿色化之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已经成长出中高收入者，他们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化，对农产品的追求已经从过去的低端转向了安全、健康、营养、可靠。所以，今后的农业应该走分层化的农业，叫高端化的分层化，有一部分为低端人群生产，有一部分为中高端生产。从高投入、高成本中获得高收入。

　　主持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买难卖难问题必须解决，作为一个农业企业，您认为应扮演什么角色？

　　吴子申：永业研究这两个问题，希望能帮农民做一点事情。

　　一是通过永业科技服务站，向农民输送健康放心的农资产品；通过永业的农产品销售公司以及永业的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等，帮助农民解决卖难问题。农民在增产增收过程中，跟我们企业一样，一方面需要开源，另一方面就需要节流。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帮他多挣钱，再帮他省钱。我们公司三万多个科技服务站联系了几十万个农户，如果同时进行物资采购，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大家节约很多成本，这是我们在思考的事情。

　　同时永业还在探索做第三件事，研究在现在的社会形态下，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就业问题。举个例子，我们在通辽做实验，解决农村劳动力空心化的问题，集约少数人耕种大面积的土地，通过科技手段解决把很多的土地靠几个单一劳动力无法耕种的问题。比方说通过空中小型飞行器的喷洒技术，解决大面积耕地的喷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