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新华网头条刊发了中央党校教授谈省管县改革一词认为，对于“省直管县”来讲，我们在对它利和弊做了比较充分的考量后，认为这大方向是没问题，就必须坚定走下。这是再度发起了省管县改革舆论的号角。此前浙江省的义乌市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县”（《人民日报》8月9日）。义乌官员称，能放的权已经放了，用一句俗话形 容就是改革将进入“深水区”。那么，什么是“深水区”？如何面对“深水区”？
在人们面前，面对一个生气勃勃的义乌，有说是“中国权力最大县”，又说是改革进入“深水区”。那么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深水区”是人们谈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常用词。所谓“深水区”，用另一个角度而言就是“麻烦区”。不改革则已，一改则牵动方方面面的神经，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些人们的抵制干扰；对于官员而言，所谓“深水区”也往往是政治风险的代名词，一不小心，就会惹上官场是非，甚至可能会危及官帽。因此，对“深水区”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左右犹豫，止步不前。
诚然，与大自然大江大海有浅水区深水区一样，无论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抑或是行政体制改革，都有浅层次与深层次之分。谓之浅层次，一个特征是，风险小一些，麻烦少一些，推进容易一些。浅层次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推进，恐怕原因也在此。
但是，与“深水区”才能藏大鱼一样，只有推进深层次改革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中的瓶颈与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经济、文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在哪里？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要不阻碍改革、要不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不挟持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的动力有兴趣，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比如，就浙江义乌而言，仅2009年金融机构存款金额达586.2亿元，在其顶头上司金华全市的存款总额中占了大头。按照时下中国金融制度，义乌不能设立银行分行。很多商业银行要先在金华设立金华支行才能踏进义乌金融界。而今，义乌享受省管县的待遇，省金融机构可以越过金华径直在义乌设支行机构。这样一来，义乌支行与顶头上司金华支行由原来的老子与儿子关系立马变成了兄弟关系。
如今，“中国权力最大县”的变化是令人心花怒放的。媒体云，浙江省不但占据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并创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5年全国第一的奇迹。据统计，1995年当年，浙江实现财政平衡无赤字，这在当时属全国唯一。1995年，实行“两保两挂”的17个县，财政收入比上年递增34%，不仅县县收支平衡，还有结余。国家级贫困县温州文成县财政收入当年竟增长了125%，次年仍递增75%，堪称奇迹。从推动事业进步，提高工作效率而言，这种省去层次关系的改革大有必要，值得倡导。但对于某些人们而言，却是大逆不道甚至视作洪水猛兽的。个中原因也不言而明：传统官念作怪。
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官念，就是长官意志，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一旦打破了这个格局，就是大逆不道，就有可能遭遇被批评被穿小鞋甚至被摘官帽的待遇。因此，扩权式的体制改革往往被人们视作畏途，视作“拦路虎”。这也是至今在某些地方省管县难以推进步履维艰的症结所在吧！
由此说到省管县。自从十七大提出试行省管县的部署以来，媒体为此曾热闹一阵子，但很快变成了静悄悄，有些地方甚至销声匿迹。分析个中原因，步入了“深水区”恐怕也是共同原因。上一级官员所持的心态是，担心权力下放，自己手中没权，显不了官场权威，更没有了往昔的权力风光。因此，对省管县之类的改革抱不点头态度，即使上头追下来，也是以所谓“深水区”需慢慢来的理由进行搪塞。可见，在“深水区”背后，折射的是对改革不热枕，对传统官念的恋恋不舍情结。没有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继续凭借其本能，继续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来求得经济的增长；没有改革，社会也会继续感到无力和无助，继续其各种具有破坏性的抗争或者暴力。可以说，“中国权力最大县”是敢淌改革“深水区”的结晶。
“深水区”不能成为改革止步不前的理由也是很明显，改革发展的形势迫着人们去趟“深水区”。时下，无论是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方式抑或是推进民主政治依法治国都迫切要求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深化改革才是实道理、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