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新农村建设下的疯狂

◆客栈老客一箭

    河源市是广东突出的一个贫困市，除源城区外，辖下5县均是省里的重点贫困县。今年4月，这个贫困市官方甩出了大手笔：动员年集体收入不足3万元的贫困村集资投入扶贫开发区建设，并以固定返还利润的方式增加全市1000多个贫困村的集体收入。

    这是何等高明的一着！目标同时瞄准地方政府的两个最大的“政治”：发展经济与推进新农村建设。江苏的“改革明星”官员仇和来此，估计也不过出此一招。

    河源市的文件在法律规范上似乎也无懈可击：“投入资金以市、县(区)、村按1：1：2的比例筹集，以自愿为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以“铁一般的意志”分解任务(见《南方农村报》7月11日头版)。而据河源媒体报道，截止6月下旬，连平、和平和龙川这几个最为积极的县总筹资已达3500万，其余各县区大体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接近过半”。

    热潮之中，有些贫困村有信心完成入股任务，却没能力为学校的灾后重建配套资金。上面的建校款拨下来了，孩子们还得日晒雨淋的在露天上课。若是能够按百姓和基层官员投票表决，河源市政府的上述高招是断然不会执行的。

    新农村建设的序幕在全国拉开后，这场本来实际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拉动内需，从而保证全国经济稳定发展”为目的的运动，恍然之间似乎成了地方官员最大的政治。为迎合上级需要，各色官员，无分阶品，刹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此，老百姓荣幸看到，战略调整不到半年，新农村建设在各地已是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甚至有地方宣称，他们的新农村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

    在这场完全自上而下的运动中，地处改革前哨的广东官员自然丝毫不敢怠慢。近20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增长快速前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区域发展失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乡差距的比例，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已拉到3.58：1，这还是官方统计的数字，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可想而知，政府亟需在整个社会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结构。然而，社会的要求是一方面，政府因其自身角色，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

宏观上，也许最有可能见成效就是调整现有财政资源分配的机制，这才有了所谓的财政资金安排向农村的倾斜。光是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一块，广东省政府今年一掏腰包，就近52亿，而在总共要花的560多亿里，四成用于公共服务的，像保障教育和解决农村看病难等方面，财政资金的安排也是明显向农村倾斜的。但是，扶持农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中央的指示，做官的人都清楚，省里边这么做，无非是按上面的要求办事。作为地方官，谁不想让上头的领导看看自己的真本事，所以，广东想“制度创新”的决心是人所共知的。这本来是好事。

    但是像河源这样，从贫困村里边抽资入股工业园，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制度创新？真的让人很难说。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搞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即便是高新技术产业也不能排除在外。这么多的贫困村，筹集了那么多钱，全投进这个4万多平方的扶贫工业园，万一出现风险，怎么办？按照河源官员的说法，“有财政保底”。

    这句话说得轻巧，兑现起来却难上加难。筹资搞工业园，市里懂得向下逐层分解任务，将来项目出现风险，领导同样会分解到五县一区，由地方承担。据报道，截止6月26日，和平县共筹资993.18万元，按市里规定的出资比例，县财政需要配套1000多万，相当于该县去年财政收入的1/5(尚未考虑官方统计注水的情况)。姑且不论该县将来是否具备抗风险的能力，以我国目前的官员考核和选拔体制，下级官员只需向上级负责，说得不好听一点，地方干部在维护国家形象、政府形象和党的形象方面完全陷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官员岗位轮换后，新上来的领导是否积极保持原有公共事务的接续，确实是一个问题。想当年，被老百姓笑称为只成功了2.8个的的连平著名的“二十八项”工程，因为项目失败积累的巨额债务(其中一大部分是民工工资)，迄今已过去十多年，还没有清偿。在地方政府诚信状况如此不乐观的情况下，假设扶贫工业园将来出了事，又换了地方官，当地政府会自觉从财政中抽出那么大一块来弥补贫困村的损失吗？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各地方政府有这个实力，并且将来出了事，也真的愿意站出来抗击风险，但是，以这种方式来支配公共财政是否合理合法？众所周知，公共财政跟企业的钱是一样的，如果收支不平衡，政府也有面临亏损的可能。囿于种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目前中国的财税立法虽远远滞后于西方法治国家(许多要以法律来规范的地方现在还仅依靠政策调整)，但假借公共利益的堂皇之名，把大块财政资金用来为一种完全商业化的投资经营“保底”，仍然有违现有的财政政策的规范。

    既然财政实力、政府诚信和法律依据都不容乐观、不明朗，那是否意味着，这又是一场政治上的忽悠？如果真是这样，那骗的就不只是中央领导，还有当地贫困村的千千万万个农民老百姓。诚然，河源市从贫困村抽资入股工业园的办法很可能是出于好心一片，但由此体现出来的地方官员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那种所有事情都认为政府“一肩挑”就能解决的思想还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应该承认，政府不是万能的，本来就很有限的财政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只有期待自下而上民间社会的力量快快强大，因为当民间组织获得充分发育，就可以帮助政府去承担发展各种公共事业的功能，社会的良性发展才有所希望。在这件事情上，政府的当务之急显然是快点在政策上为民间组织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