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改革的争论与质疑声中，作为改革标志性成果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民间资本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与质疑，对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炒房团、炒煤团、炒车牌团等道德苛责与学术指责不绝于耳，更有甚者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国内各地攻城略地是一种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加剧了社会经济与贫富差距等等。事实真的如此吗？
浙江的双重贡献
质疑者在对浙江民间资本质疑与批评时，似乎忽视了浙江对全国的双重贡献。
作为一个区域面积排在全国倒数第三位、只有10万平方公里、4600万人口的较小省份，浙江的经济总量却排在了全国的第四位。作为一个资源和土地贫瘠而受灾又是最重的省份，在全国率先摆脱了贫困的帽子，全省没有一个贫困县，全国百强县也一直位列第一，这本身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并且，浙江开创了民营经济的先河，其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高效率持续发展、可与世界潮流接轨的架构。在浙江，民营经济占了GDP70%的同时，浙江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消亡，相反却激活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浙江的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已经是共存共荣了。
如果谈到浙江人经济即浙江民间资本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其作用似乎更大。
如果在全国做个调查，什么地方的人最受中、西部官员欢迎，无疑结果是浙江人，更为确切地说是浙江商人及其背后数千亿的民间资本。据浙江商会估计，浙江省以外的浙江人总数大约在500万，其中160万是温州人，这个巨大的在外投资兵团拥有着强大的财力和市场运作能力。浙江商人的大规模出省投资，无疑成为拉动全国经济成长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在中西部吸引的外来资金中，几乎一半是浙江民间资本。
浙江政府为民资高调正名
前段，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资本跨区域流动其实是“一种能够实现双赢的举动”。而且浙江省政府还及时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充分体现了“非禁即入”的姿态，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非公有资本都可以进入。
这使得一直颇受争议的“炒房团”、“炒煤团”等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声援。这是浙江省政府对民间商业冲动的尊重，也是对珍贵的市场探索行为的呵护。浙江省政府的定性厘清了“炒”的行为本身——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如果政府因为市场的不尽规范，而否定投资行为本身的合理因素，那其实是对人们追求的“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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