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中国：一个县委书记的思想维度

康守永

《基层中国》，延安子长县委书记杨军宪著

　　“基层中国”，是一个中国许多经济政治文化精英常常牵系于心的内容，而当它成为一本著作摆上书架、摊在案头的时候，又让不少人为之感慨。且不说，著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吴象的热诚推荐，经济日报社前社长、著名书法家武春河先生的热心题字，还有我的朋友们——经济日报农村版的总编辑许宝健、神华集团企业策划部业务经理高学斌、国际广播电台编辑王琦等等，我从他们的嘴里感受到了这本书所传递的感动。

    书名叫《基层中国》，作者是延安子长县委书记杨军宪(最近另有高就)。细揽文字能够看出，他的文字不是简单的感情表白，是对自己所掌管的县域内工作的广泛思考，话题涉及宏观政策、微观管理、基层执政、百姓生息等等，字里行间有一种责任、激情，读来令人深思也肃然起敬。

    当然，我理解这些文字是以对他个人形象的深度了解为背景的。曾有一些县委书记在媒体的组织下进行座谈，更多的感慨是，县委书记是孤独的，是忍辱负重的，是带脚链的跳舞……但杨军宪给人的感觉是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他的思维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脉络上跳动。  

    我们认识之初是几年前的一个夏日的晚上。他在北京学习，在朋友的带领下，与我们在一个宾馆的空桌子旁聊了许多，他介绍了许多关于子长县的情况，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脑子里装了许多情况，谈起子长县如数家珍。后来我从其他方面懂得他何以对情况如此掌握。比如，经济日报做农民增收调研行的系列报道，他居然把报纸剪辑起来。即便偶尔出差进京，他爱去的场合是西单图书大厦。到去年夏天，再次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他带来的便是这部厚厚的书稿。

    县委书记——基层中国，角色和命题的完美结合，也让人多了一些联想：这个角色，给人的感觉是权力的分量很大，掌管着成千上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公共资源，几十万人口的福祉都与他有关啊。

    的确，“县域”是中国行政区划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而且比较特殊的区域。由县界分割出来的一个个地块上面，承载着以农业人口为主体、农业为主业的复合型经济社会。中国最大的问题——“三农”问题在县域，中国最艰难的问题——工业化、城镇化问题在县域，中国最根本的问题——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进步在县域。
    县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县域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使命。使命体现在哪里？从政治上看，发展稳定无所不包；从经济上看，城镇经济、农村经济，农业工业服务业，国有私营个体……囊括了各种类别类型的经济活动；从文化上看，公民的教育文化建设道德素养提高，都在其列。可见，县域的管理也是中国最为复杂最为重要的管理，其所谓郡县安，天下治。

    这种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当然地落在县委书记身上。由此，其素质能力、责任魄力、进取意识都会极大地影响县域的发展。县委书记的平庸会造成县域发展的原地不动或平缓，反之亦反。所以，县委书记职业特点绝不是单色调的。

    不同的是，《基层中国》是一本用理性和思想装订起来的著作，鲜有形象或文学想象的内容，展示的是作者对“基层中国”多个维度上的思考。

    对基层“现实”的认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好工作的前提是对现实状况的认知和把握。现实基层的现状是什么？农民多、农民穷、农民没钱是最基本现实。这类判断我们可以见诸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讲话文稿或政策研究人士的论文报告。杨军宪也是从这里展开认识“基层中国”的，但他没有用数字去说话，而是让思想去“说话”——“农民增收缓慢，不但会造成城乡经济纽带的断裂，而且城市本身的发展也会因农村这个巨大的市场不活而失去支撑和依托。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无法越过农民，无法在农民不在场不参与的情况下，由另外一些社会阶层和单位人群率先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在农民富裕或至少与社会发展协调同步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现代化前移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以这样一个高度来把握农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一位县委书记焉有不重视“基层”之理？
　　对基层“执政”的把握。“执政”二字的背后隐含着权力要素，如果处置不当，会衍生出这样一些趋向：由官僚而权威而享受而腐败而孤立……一些官员的腐败已足以说明了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法律、法规的硬约束框架之外，需要有责任、道德、良心来做必要的守护。这也正是杨军宪“执政基层”思想的触角所在，如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所道出的，责任和气度是考验执政基层的潜在命题。关于责任的大道理这里无需引述，但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看出一个县委书记的思考论辩：“权力的大小和责任之大小是相对应的，如果一个人的肩头，权力大于责任，当官是比较容易了，但这样很难做好；而责任大于权力，当官就很不容易了，但这样做往往走得很好。”作者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的，“比如，凡是县上工作的同志都对天气特别是春季气候非常敏感，可以说是遇云则喜，遇阳则忧。春季长期干旱，他们食不甘味，担心庄稼种不下去，担心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好，而这种心情在城里工作的同志就不够深切。”他说，这就是有没有责任感的区别，执政好，这种责任感是起码的。

    这里让我感慨的还有他对政府诚信的思考。政府之诚信越来越受到考验，行政许可法的出台给政府行政行为套了一个不可任由“性情”的紧箍咒，足见其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信用缺失的危险和守信重建的艰难，把诚信作为衡量是与非的一盏‘红灯’。从制度上建立起一套于规、于理、于道、于德相互协调的信用约束制度……政府讲信用是基础，是前提，是导向。政府如果百分之百兑现自己的承诺，就会在百姓的心目中树立起一块丰碑，引导和带动百姓遵守信用、恪守诚信。”

    对基层“经营”的推动。应该说这是从工作层面上的思考，比如乡镇职能的转变，引进人才、用好人才的动员，农民的退耕还林等等，都走进了县委书记的视野。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退耕换林，因为曾经听他多次由衷地赞叹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给农民带来现实利益，所以对他的这类文章多了几分关注。他很形象地表述其具体的思路：“粮下川，林上山，畜进圈，坝锁沟，民搬迁。”对于退耕换林中出现的问题，又提出“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总的生态建设目标是，既能解决国家要“被子”(植被)和群众要“票子”的矛盾，又能实现“天蓝、山绿、水清、人富”……汉字的生动简洁表述中有政策、有文化、有思路、有操作等多个方面的意蕴。基层就是这般复杂而又简单，高处要与国家战略、国家政策对接，低处要与普通百姓、老少妇孺沟通，“基层经营”的智慧在作者的笔下时时可以看到。

    对基层“情感”的追述。这是让一些看过此书的朋友们大为感动的地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以人为本”，“群众利益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这些执政理念是需要时时刻刻的具体的行动来体现的，如果光有文件里的文字思路，光有主席台上的夸夸其谈，或许还不如没有。道理很简单，说了不做是对信用的最大破坏。且录一段作者在一篇反思文章中的一个个故事：
   2002年7月4日，子长县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4日凌晨3时许，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下起了暴雨。3时30分，我带着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打着手电查看汛情，当时暴雨下了刚刚20分钟，县城街道都已满水，周围山头的洪水咆哮着涌入河中。我们在场的几位领导意识到情况危急，果断发出抗洪抢险命令：一是所有县级领导、防汛应急队员和公安、武警战士，按照“防、抢、撤”预定的方案，迅速到达位置组织群众撤离；二是由煤炭工业局通知全县33个煤矿立即全部停产，迅速撤出井下矿工；三是将子长的汛情通知下游清涧、延川两县，请他们做好防大汛、撤离人员的准备。

    一时间，十几辆警车穿梭大街小巷公路沿线，警笛长鸣、喇叭高喊，一遍又一遍地动员和催促低洼地带群众撤离。20多名县级领导率领300多名公安、武警战士和机关干部分成20路小分队，冒着暴雨，挨门逐户催促低洼地带群众向山上转移。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尤其老人，埋怨县上大惊小怪，觉得人老几辈没见过洪水进入家中，不愿意冒着暴雨撤离。面对心存侥幸和思想麻痹的群众，干部干警们采取“推、拉、抬”等办法，硬扌他们拽出家门。
    4时50分，县城低洼地带的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4时59分，十几米高的浪头呼啸从秀延河汹涌而下，瞬间便涌入县城三条主要街道，街道成了泄洪的河道，水最深处达2.6米。望着突如其来的洪水，群众感慨地说：“要不是干部把我们拽出家，我们早见龙王爷了。”

    ……

    看这段文字的时候，脑子里控制不住地要想起去年东北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学的一大批学生在大白天被洪水漫过教室席卷而走的惨象。所以，在这里，我要向作为县委书记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如前所说，作者分析了那么多的执政基层所面对的责任，那么同样，在这里，我要说，干部干警用“推、拉、抬”的办法强制群众躲避洪水这样一个侧面足以说明执政者所具有的责任道德水准！

    尽管这样，也没有挡住作者反向思考的步伐——“这次我县暴雨洪水的发生，教训极其深刻，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汲取。它是大自然对我们掠夺式开发、过度索取、竭泽而渔的一种惩罚，我们必须在实事面前得出有益的教训，实现认识上的飞跃，学会按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办事，科学地利用自然，坚持不懈地改善生态环境，让自然造福群众。”

    当然，一本书带给读者的思考毕竟是有限的，但一个尽职的县委书记记下从政十多年来的感悟思考则是有价值的。正如作者写其“思考”的逻辑背景“我思考，因为我工作”一样，“活着——工作”是习惯常见的生命旋律，只有思考才能加重生命的分量，才能强化这条生命旋律的纽带。思考和工作的逻辑，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同样适用。

把经济工作重心移至县市一级

 －－《基层中国》序

经济日报农村版社长、总编辑　许宝健 

 
　　吸引我看这部书稿的第一个原因是它的书名《基层中国》，吸引我看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是它的作者，一位中国基层的县委书记。我是在同事康守永的办公室偶然看到这部书稿的，随手翻了翻，书中的许多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还有一些想法和我平时的思考也是吻合的。 

    这些年，我因搞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的报道和研究，而结识了一批县市领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在敢于实践的同时，善于思考，勤于笔耕，常常有引起专家学者惊讶的著述和观点问世。这些来自基层和实践的成果，虽然缺少系统的理论，也少有引经据典的论证，但是对中国有用，对基层有用，对解决实际问题有用。作为先睹为快的读者，我愿意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作为长期关注农村经济和较早关注县域经济的记者，我也愿意将阅读书稿的一些体会与读者交流。 

    1999年，我在经济日报发起了农村调研点的活动，即在全国选择部分典型县市作为经济日报农村调研点，聘请这些县市的党政一把手为经济日报农村观察家。2000年7月，召开了首次调研点工作会议，60多位县市领导进京参会。此事引起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亲自邀请与会的县市领导到中南海座谈，并在听取部分同志发展农村和县域经济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活动，强调中央高度重视县市工作，表示今后要加强与县市一级的联系。后来他在给经济日报成立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批示中又明确要求，要加强对县域经济工作的报道和研究。随后，党的十六大发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 
    
自此，我一直关注各地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对县市这个层次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作用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基层问题。站在县市这个层面上看，基层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关乎中国的根本。同时，中国基层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解决基层中国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 

    从这个角度上说，基层中国是一个沉重的命题，也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命题：基层中国不仅仅是需要执政基层的县市领导破解的命题，也是需要一切致力于振兴中国的人士共同破解的命题。 

    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要发展经济，解决基层的问题归根结底要发展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而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由此来看，基层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将经济工作的重点下移，下移到哪里呢？我认为应该移到县市一级，也就是说，为贯彻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政方针，今后一个时期，在工作部署上，应该紧紧抓住县市这个环节和层次，以县市经济工作为重心。 

    将经济工作重心移至县市，有这样几个简单的理由：一是县市在国家全局中起着承上启下和连接城乡的作用；二是县市包含了今日中国主要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三是县市是执政为民、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四是县市是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操作平台；五是县市是我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重点加强的层次。 

    作为执政县市的主要领导，作者站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个层面上，将农民向小康社会迈进的艰辛分为“现实基层”“执政基层”“经营基层”“情系基层”四个版块，把贫困地区农民向富裕进军途中的困惑、渴望、奋争实事求是地叙述出来，把大量发生在基层的实际资料、数据，通过一些重要话题、典型事件、政策基本面等具体内容，对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和谐社会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不仅有实践的结晶，也有上升到理性深层次的思考，所言所思有物，所叙所盼有情。古人云：春江水暖鸭先知。作者长期生活在基层，和农民天天打交道，站在基层这个角度来谈农村政策的效应和农民的实际状况，因而文章朴实中含有新意，分析中含有期盼，给读者提供了一定的思考空间，值得一读。 

    古代先哲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来说，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基层工作者，都应有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良知，对农民的关爱。只有大家都来关爱农民，才有农村的小康，才有城乡之间差距的缩小乃至和谐社会的建立。 
     作者:许宝健 经济日报农村版社长、总编辑   

    (本文是作者为陕西省子长县县委书记杨军宪所著《基层中国》一书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