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学：新中国70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不断变化的，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适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科学判断，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党曾经在1956年党的八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两次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经过改革开放40年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党史国史的纵横坐标看，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和新思想观点，是对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界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深化认识。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概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史，不仅给予我们历史启示，而且对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矛盾斗争和转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同的。就此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先后经历了6次重大转变的历史阶段。

　　第一次变化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前。众所周知，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毛泽东早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上，就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概括。当时，主要是基于如何使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思考了在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矛盾形态应该是怎样的。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首先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他特别强调：“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肯定了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并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最早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在1948年 “九月会议”的概括并非仅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成不变的社会主要矛盾，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即反映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第一次、第二次变化过程，并为探索第三次变化作了准备。由此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前，当时我们党和国家需要领导人民稳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为此，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我们党主要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举措解决。

　　第二次变化是从1953年到1956年党的八大前。当时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我们党和国家需要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党在1948年“九月会议”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阶段里，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于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就出现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当时，我们党主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进行解决。

　　第三次变化是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党的八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的。当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内的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历史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后，我们要努力发展国家经济。显然，发展同落后、需要同短缺就成为当时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在今后的根本任务是加快发展，全党的工作重心要适时地转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来。对此，我们党在1956年前后，对我国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思考。当时，毛泽东在总结我国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地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他看来，矛盾是无所不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毛泽东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在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他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随后，他在《论十大关系》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从不同维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思想。接着，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1956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国内外都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发生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波匈(波兰、匈牙利)事件；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有些省份如粤、豫、皖、浙、赣等还出现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又对这些新情况新矛盾作了分析研究。他在当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需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由此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答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我们党作出这一科学论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四次变化是1962年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错误判断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人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而重大失误在于，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笔者对此认为，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认识，方能客观公道。就此而言，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方法不对头。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干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此，他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第五次变化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个时期，我们党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由于10年“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给我国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失。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主题已由革命与战争转为和平与发展。基于此，邓小平和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正确认识判断。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充分肯定了党的八大时的正确提法，而且还进一步提炼成：“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概括成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由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这个正确判断，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所以我们党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都确认了这个正确判断。此后，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都基本沿用了这一提法。笔者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为了消除人们对“市场经济”“试验区”等新概念的疑虑和克服经济过热现象，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略有细化，即还强调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六次变化是我们党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表述。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党和人民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发展迅速，已经从全面短缺经济时代走到结构性过剩经济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得到了化解。从社会生产来看，我国除了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以及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外，还有4个组合数据的标志性衡量指标：一是我国的人均GDP。2017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155美元增加到9480美元；在世界站位，从1978年世界排名靠后到跻身中等偏上。其中，城乡居民的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6年的33616元，增长了97倍。二是我国的GDP总量。2017年我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0.36万亿元增加到82.71万亿元；在世界经济总量占比从1%上升到了15%，是世界排名第3、第4位的日本和德国的总和的1.5倍，从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三是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2017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41045亿美元;从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1位。四是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16年我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3.08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到4.14%，说明文化产业已接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以上标志性指标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生产力落后已经不符合客观现实，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我国人民的需要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民对物质文化需要的升级版，反映的是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的要求。一是在产品、文化和服务方面，从数量到质量、到品牌的消费升级和服务升级，即有更高的质量要求；二是在居住生活环境方面，人民对大气、水、绿化等生态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对生态绿城的要求越来越高；三是在城乡发展方面，由不平衡到均衡的要求，即要求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均衡；四是在地区发展方面，同样要求由不平衡到均衡，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经济发达，收入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入有很大差距；五是在政治社会方面，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历史地讲，我们党在新中国70年来一直都在关注着这种人民群众“需要”的变化，并不断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强调：“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中的“民主”目标，就是我们党在继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富强)”和“文化(文明)”生活需要的同时，更重视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的需求。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好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需求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说明我们党从认识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还重视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的需求、社会领域的诉求和满足人民的生态需要。可见，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判断，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不断回应人民群众需求的自然结论。

　　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这一科学判断和表述，无疑是习近平和我们党在继党的八大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在党的会议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作出的正确表述，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判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深化认识，从而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纵观70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6个发展历史阶段及我们党的辩证认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力探索，具有历史衔接性。对不同时期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辩证认识，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即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和立场都是高度一致的：一是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二是都坚持站在人民本位立场上，重视经济层面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由此可说，对新中国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认识和科学判断，体现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探索。实践证明，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的变化，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始终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与此同时，准确判断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是一个国家正确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化解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是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无疑是新中国70年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形成发展与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学习党史国史就会从中受到教益，得到启迪，获得力量。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和方式决定着根本任务的内容和方式，不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定位，就找不准根本任务，也不可能完成根本任务；只谈主要矛盾，没谈根本任务，就解决不了主要矛盾，就等于空谈。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并明确根本任务，一切问题方能迎刃而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当我们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各个历史时期所确定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就符合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我们党所确定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脱离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遭受挫折。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启示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定位这一时期工作中心和根本任务的前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有机结合，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有效方法；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改革，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政治、教科文等体制弊端。

　　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理论基础，二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推进平衡充分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和主线索。因此，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对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是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实现平衡充分发展的理论指南。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判断，是对处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新的理论武装，指明了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发展的工作着力点，指明了为解决我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而形成的总目标、总任务和基本方略。

　　解决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奋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目标”，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重要的是坚持三个必须：必须看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中的一些不变因素，以牢牢把握住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牢牢立足于我国发展中的最大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牢牢把握住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相应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勇于创新，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前行。一方面，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要靠党的坚强领导。历史表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扎实有力有效完成四大任务：“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这个伟大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还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党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且奋力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来创造历史伟业。与此同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事关新时代13亿多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阶层的同心同德，再美好的生活都是不能实现的。因此，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就必须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

　　(作者：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自治区党校基地办主任、广西党校学报副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