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应避“帮忙推销”之嫌

　　据《南国早报》报道，今年6月下旬，深圳一家公司向百色市无偿捐赠光能路灯9400盏。百色市政府某部门下发通知：要求辖区相关部门切实做好路灯分配发放安装工作，而公司可本着农户自愿原则，对农户自行购买路灯给予帮扶优惠。公司人员拿着红头文件下乡举行“培训会”并推销路灯，引起一些农户质疑。

　　百色市这家政府部门下发的相关红头文件，有没有给这家公司帮忙推销产品？主观上未必有，但客观上应该有。否则，公司人员就不会拿着红头文件下乡开“培训会”，农户也不会对该公司“拿着文件来推销”予以质疑。

　　拟定、下发红头文件的单位，或许还不太明白，究竟红头文件有哪些界限是不能逾越的。在笔者看来，起码有三条框框不容突破：一是恪守法规，二是体现公平，三是符合程序。百色这家政府部门涉嫌“帮忙推销”的红头文件，至少违背了必须体现公平的要求。

　　公司做慈善活动，是好事；下乡推销路灯，也是公司的权利。可是，文件把慈善和推销关联起来，赤裸裸标明路灯的市场价、帮扶优惠价、优惠日期、购买方式等，“味道”和“画风”就变了。

　　举个例子，牛奶公司捐赠一批牛奶给某县贫困学生，该县为此下发文件，号召全县学生家长为孩子购买该品牌的牛奶，其中的不妥之处不言自明。红头文件为路灯“开路”，和替牛奶“护航”，性质是一样的。这跟自愿还是强制购买无关，而是跟文件越界有关，它超出了职责范围，误导了文件受众，对其他同类产品构成了竞争上的不公平。

　　红头文件一旦涉嫌“帮忙推销”，会有损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文的具体部门“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已属不该，而一些政府部门“揣着明白装糊涂”，打擦边球甚至不顾脸面强行推销商业产品，那就非常可恶了。

　　比如“卖烟文件”：湖北省公安县曾下发红头文件，层层摊派卷烟销售，导致出现销售量与村干部工资挂钩的现象。

　　比如“卖酒文件”：山西省芮城县西陌镇农民曾遇到一件怪事，要领当年的粮食直补卡，就得先买一定数量的当地某品牌酒。

　　比如“卖书文件”：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通过红头文件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其作品。一本是定价418元的《大伦书法作品集》，一本是定价35元的《岁月如诗》，由此挣了3000多万元……

　　显而易见，红头文件“帮忙推销”，有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此，红头文件需要主动避免“帮忙推销”之嫌，而对于未能主动避免的，不管是无意之举还是刻意为之，相关的预防和纠偏机制就需及时出手。

　　早在2004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对红头文件形成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体制框架，基本做到了“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笔者以为，为让公权力不再随意或者任性出台红头文件，还需要增加一条“有责必究”，倒逼红头文件规范、严谨起来，以免其在有意无意之中“夹带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