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城镇化是好牌，打对了，中国经济增长可以维持高位

9月10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出席腾讯财经主办的2015夏季达沃斯午餐会并作主旨发言。

 

 

　　过去几个月，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一场世界为之瞩目的起伏，与此同时，全球货币政策分歧持续加大，经济难觅增长点的担忧情绪叠加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让全球市场陷入恐慌。此轮动荡是否会引发新一轮金融海啸，各国政策制定者如何评估又将作何反应，对于投资人和企业家来说，如何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博弈中寻找机遇、控制风险

 

　　9月10日，腾讯财经举办2015夏季达沃斯午餐会，以“金融”为主题，邀请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和野村证券总部副社长岩崎俊博作主旨演讲，分享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看法。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任克英、通用汽车中国副总裁Paolo Arpellin、清华控股董事长徐井宏、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李晶、远东控股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及腾讯网副总裁、总编辑陈菊红等十数位国内外投行高管、知名投资家、企业家、学者和媒体齐聚一堂，共话中国未来市场前景，把脉房市、股市走向与金融政策。

　　李铁主任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是好牌，还有巨大的空间，我们转型遇到的困难期只是暂时的，不出错牌，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有太多的回旋空间，中国确实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引导各方面投资从投机转向创新，转向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希望会多得太多。以下是李铁主任发言整理：　　

 

 

 

　　过去房地产来钱太快引致投机

　　在这个场合下，我先不讲城镇化，先讲讲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知道，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要赚钱，但钱从哪儿赚无论对国企还是对民企而言，这都是非常受关注的很微观的事情。

　　钱从哪儿赚我们研究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到90年代以后，企业赚钱的路径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90年代后，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最快的赚钱机会是什么是做实体经济是去搞房地产还是去炒股我们相信，事实也证明，搞房地产来钱来的最快，成本也最低。

　　我们知道太多的国企都在搞房地产，他们拿地非常容易，保利、中远、中粮等许多著名的大型国企都在搞房地产。当然还有很多民企也瞄准了房地产行业。我去珠海的时候，发现格力地产很著名，说明格力也在做地产。如果腾讯或阿里巴巴想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的话，地方政府会很愿意把地给他们，这些企业要想搞房地产也有很好的条件。这么高的利润，相对廉价的土地成本，旺盛的需求，使得很多企业从原来的实体经济转向投资房地产，从实业转向投机的方向了，因为钱来得太容易、太快了。

　　如果不研究这个规律，我们没法对中国特色的经济作出解释，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这两个市场恰恰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长期的影响。最近因为房地产市场遇到问题了，大家就去股市寻求机会。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全社会弥漫着投机的心理和行为。

　　政府通过压低成本推动经济增长

　　很多人研究经济，知道赚钱是企业家的动力，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仅是企业家赚钱，地方政府也在赚钱。这是我们经济增长机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根本区别。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双主体驱动，即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具有强烈的赚钱动机，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我们当然知道，所有的企业赚钱是应该靠经营，靠产品质量或者是靠创新，在中国还存在着各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是还有一大部分企业是靠投机，靠股票和资本市场的投机，也靠房地产。

　　地方政府靠什么赚钱呢靠压低成本。地方政府有两个收益来源，一个是税收，另一个是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可以从农民那里以最廉价的成本拿到土地，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做不到的。我在出席前几届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曾和印度的参会代表进行过交流，他们非常羡慕中国的体制，认为像印度这样的民主体制，做什么事都做不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征地太难了，成本太高了，不仅仅是经济成本，还有谈判的社会成本。

　　政府还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统计显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社保缴纳率平均不到20%，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大多放弃了对社保缴纳的监管，等于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支出成本。在一些东部沿海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政府不愿意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也是通过延缓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以降低城市发展成本。

　　另外，较低的环境成本也是经济增长的低成本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政府压低成本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效益。在中国，很多人只认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不认同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城市政府的作用。他们只认同企业家相互之间竞争的市场，他们不了解中国特殊的市场现象，地方各级政府也是一个市场主体，他们也在相互竞争，也在力图通过中国的城市经营来带动GDP的增长。

　　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压低成本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推动产业发展。推动了什么产业如何推动我们去看哪个产业来钱最快，就会发现与政府垄断的资源发生关系的产业钱来得是最快的，房地产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行业。这和政府低价征地，完全掌握土地一级市场的控制权有直接的关系。这让很多国企发了财，当然也包括也有一大部分民企也发了财。我们知道中国曾经的好几个首富就是搞房地产出身的。

　　政府和企业双重推动经济的模式遇到挑战

　　这个双动力驱动模式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和城镇化相关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目前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由于政府强烈的利益动机，推动力太强，发展速度过快，导致有一些地方房子建得太多，卖不出去了。我们近期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房地产库存可能在十年之内都销售不出去，大部分城市消化房地产库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房子卖不出去的后果是土地也卖不出去，土地卖不出去的话，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受影响，未来预期的基础设施投入也就受到了严重影响。

　　所以，由于房地产这个主导产业的下滑，导致了政府财政困难，导致了伴生于房地产的实体经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不光政府遇到问题了，很多相关的企业也遇到问题了，包括像王健林这样具有实力的头号房地产商都在考虑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型。地方财政的困难、债务的增加，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这种双驱动的模式，在带来好处的时候必然会带来风险。风险就是当政府有钱了，花钱的时候不收约束，效率低。企业家挣了钱会投入到再生产，投入到新的创新点，投入到跟别的企业竞争中，花自己腰包里的钱是要讲效率的，要有预期回报的。但地方城镇政府有了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的干部管理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下，政府花钱受到的约束较小，往往由于主观因素和政绩行为，大手笔的支出导致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这在全国是普遍的现象，巨额的资金被大大浪费掉了。

　　第三，腐败问题。由于钱来得太快，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政府，和企业发生了种种关系，也就必然会产生腐败问题，这些都与政府垄断资源，过度关注房地产发展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政府和企业双重驱动的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高速增长，带来了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但是导致了现在面临的危机。在危机的倒逼机制下，怎么实现转型像王健林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可以向轻资产转型，但地方政府怎么办已经形成的巨大债务在这儿放着，而且习惯了依赖房地产发展的寻租模式，转型的力度和速度相比于企业要慢得多。

　　因此我们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城镇化不再那么热了。因为地方政府习惯的以房地产发展和新城建设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再按这个模式走下去的话，经济危机会更加严重，实际上也是走不下去了。也就是说，近些年来地方城市政府对城镇化的认识和中央的城镇化政策一直在理解上就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导致了中央的城镇化政策虽然已经提出来了，可地方城镇政府还是按照原有的思维惯性去推进。　　

 

 

 

　　城镇化大趋势下中国经济前景向好

　　我们在研究借鉴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时候往往关注的都是数字，实际上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欧美国家现阶段是饱和性增长，什么叫饱和性增长就是他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0%、90%甚至更高了，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需要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所以这是在城镇化发展走到顶时出现的饱和性增长。

　　但中国并不是这种状况。中国目前的户籍城镇化率还不到4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5.47%。我们13.6亿人口中，有近半数人口还在农村，还没有进入城市，还有8千万城镇间的流动人口，还有2亿5千万的农民工就业在城镇但住房和财产还留在农村。如果我们的户改政策得到落实，他们还要进行空间上的大挪移。这个大挪移会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会不会产生对投资和消费的巨大需求肯定会。最近这几年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交通、市政等，已经使我们的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过程是不是结束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比如我们关注到中央政府正推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什么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差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基础设施投资导向大多和房地产相关。例如北京市周边的路网结构偏重高速公路建设。而在人口密度高和资源稀缺的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是轨道交通的利用效率更高，更有利于人口要素的流动。北京郊区的轨道交通才77公里，而东京周边有2000多公里，英国周边有3000多公里，纽约周边有3000多公里。所以在京津冀都市圈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轨道交通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巨大的空间。

　　我们的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包括地下排水的问题、管网的问题、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的问题等等，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尚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我们有7.5亿的城镇人口，比欧盟总人口还多2亿多，我们有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其中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超百万人口的城市有134个，这么多的城市，当然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需求，怎么能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动力呢

　　创新和改革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我们是不是还面临着很大的创新空间比如互联网的发展很快，怎么和城市结合起来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带动经济增长的举措，比如说改革的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我们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在中部地区一些省份，甚至在东部省份的局部地区，各类城镇对外来人口都已经放开落户限制了，就是把进入城镇落户的选择权交给了本地和外来的农民，但是农民的意愿并不强。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进城落户呢呢因为土地的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及家里的房屋财产，还不能自由买卖。另外农村还有一些比城市更优惠的政策，像计生政策，农村可以生两胎，城里只能生一胎。如果政策得当的话，在距离大城市较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他们的宅基地、房屋以及其他许多资产可以变现，而不会放在那里长期闲置没有利息。但我们目前的体制因素阻碍了这些本可以转化为资产的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城市郊区的农民根本不想进城，外来人口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渴望着进城落户，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配套的制度改革没有跟上。

　　还有投融资机制改革，最近比较热的PPP模式，提的是很好，但是PPP模式和我们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制度有非常大的矛盾。比如基础设施运营与带有强烈福利性质的价格机制的关系怎么理顺城市的水价、电价、气价都还存在大量的政府补贴，价格不放开怎么让民资、外资进去呢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没有利润，仍是被国企垄断，如何推进PPP的模式呢何况现在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债务仍十分严重。

　　在经济增长面临着下滑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希望。这个希望也是民企给我们提供的，叫做转型。民企转型的反应和速度都比较快，但是政府的转型需要时间。我们新一届政府在反腐和国际交往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果我们在经济上转型成功，市场的潜力会得到更好的发挥，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还有很多活力都可以进一步释放出来，包括企业的活力、中小城市的活力、民间的活力，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户籍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土地改革等释放的活力，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未来的面貌。

　　上午林毅夫教授讲我们手中拿了一把好牌，关键是不要出错牌。我们转型遇到的困难期只是暂时的，关键是我们会不会出错牌。不出错牌，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有太多的回旋空间，中国确实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引导中国的各方面投资从投机转向创新、转向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希望会多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