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间有多少农民工在城市失去了工作,被迫返乡?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这个数字在2000万,占1.3亿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的15.3%。
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两千万农民工的再就业,不但关系着他们每一个家庭的切身生活,而且还关系着扩大内需的经济大局。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内需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特别是农村,市场潜力巨大。而要想挖掘农村内需潜力,最起码要让农民手中有钱可花。如何有钱?则必然关涉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也正是基于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农村,这是“一号文件”连续第六年锁定“三农”。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三农”作为扩大内需和财政投入的重点,并通过大幅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价和促进农民工就业等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印象中还是第一次,这在表明中央对“三农”问题一如既往地重视的同时,也从侧面表明农民工就业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对农村的冲击已不断显现,而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很不幸成了最直接的受影响者。
以广东为例,以前春节过后,很多企业都使出不同招数吸引农民工,甚至有老板开着宝马轿车亲自到街头“抢”工人。然而今年春节,农民工刚吃完年夜饭,就有不少人急着往回赶,目的就是想保住那个来之不易的“饭碗”。来自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的统计显示,牛年初一至初五,外省农民工入粤数量约达168万人,与正常年份同比上升3.8%。这些提前入粤的农民工至少九成为返岗人员,另一成中,8%左右已有明确就业意向,只有2%没有目标,提前入粤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虽然九成入粤农民工都是返岗,不存在就业问题,但这种雇方被雇方市场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民工就业压力的体现。
如何化解农民工的再就业压力?眼下似乎应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要解决那些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那些返乡农民工的本地就业。对进城农民工,在引导企业多留用、少裁员的同时,恐怕还要给暂时找不到工者以必要的关爱,为他们提供一个再就业的缓冲期。比如说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低廉的栖身场所,或者直接为他们发放一定额度的揾工期间的生活补贴,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而对那些返乡农民工,则需要当地政府部门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的办法,鼓励农民工回乡以后自己创业。像广州市财政拿出1000万元,对在花都、番禺、增城等地试行土地流转的,每亩给予财政补贴200元。这实际上就是鼓励农民工在土地流转中寻找契机,自己创业。应该说回乡农民工都带着一定的技术和特长,具有创业的优势。关键在于为其提供一个创业的宽松环境,给他们一个愿意在农村留下来创业的机会。
金融危机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是事实。但是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本身就比较低,更应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尽可能促进农民工的就业。“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工的就业,是民生之需,也是拉内需、保增长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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