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许多经济学者提出了大量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其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条件,发展比较优势经济,拉动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突显农村劳动力的稀缺性和相对价值,改变农产品的供需情况,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的边际价值和工资上升等观点无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良方。但是如果要达到这些目标,关键还在于站在第一前线的农村干部,只有他们落实了才能有效的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农村干部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直接宣传者、组织者、执行者,是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工作在发展农村经济的第一线,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农村小康建设的进程,也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甚有言:“新农村建设好不好,关键就看村领导;新农村建设快不快,全看班子咋领带;”。
目前农村干部基本上从村子里面推选,有的村子人文环境好,通过选举能力比较强的,做事比较务实的干部来治理,然而有很多村子的干部却是依靠关系或者靠山来获得村长的位置,他们不干实事,不为百姓谋利,大搞官僚,欺压百姓,这就更谈不上发展当地经济。当前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国家呼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出台了各种政策,经济学家出了各种良方,在这种形式下,就必须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干部素质,人缘好,工作塌实肯干,勤奋这些中国的优秀传统显然是不够的,在现实的环境下要更好的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已经显得苍白无力,新形式下的环境更需要有知识,有经济思想头脑,在党的春风下,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新农村干部。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把日常的工作做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主动出击,考察市场需求,时刻关注国家优惠政策,组织群众,统一规划资源,有效的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来集体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而不能再是各个家庭承包,各自为政,你家种西瓜,我家种白菜,每年卖卖棉花和水稻,一年收入几千块钱,慢慢积攒下来再盖个房子,而有了子女读书,考大学,就到处借钱,这种模式不但农民自己的日子难过,更别提享受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在城市里已经很普遍的现代产品,国家促进农民增收拉动内需的计划也要落空。中部平原地理环境优越,常年雨水充沛,适合种植各类经济作物,而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据考察在湖北荆州农业经济基本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甚至国家出台大很多优惠政策都没有落实,比如国家支持塑料大棚培育温室来发展经济作物,每个大棚国家给予2500元的补贴,荆州的地理条件充分满足发展大棚经济的要求,但就是看不到塑料大棚的身影,依旧是各个家庭各自耕种几分薄田。为什么其他地方能搞起来,地理环境如此优越,水、陆、空交通如此便利的荆州反而没有动静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基层干部现代化素质不高,没有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下面的基层不作为也于市乡政府有一定关系。有些领导过分注重于引进资金发展工业,计划以工业兴市,以工业的发展带动农业的发展,这固然是好,但忽略了本地区的天然发展农业的优势,与其把资金大规模的来发展工业,还不如转移一部分小的资金来发展农业经济,提供优惠的政策条件,依托国内良好的农业发展形式,以四两拨千金方式促进农业发展,进而和工业的发展形成互补。于此,提高干部现代化素质,培养新农村干部的紧迫性可见一斑。
要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一方面,加强对现行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我们要大量的引进人才。在农村干部培训方面,本文建议可以从两点来实行:一,村干部走出去战略;村干部不能整天在村里面忙活,要看看外面的世界,考察其他优秀的村是如何带动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去参观,汲取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带回来立足于本地状况进行分析研究,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同时充分有效的利用当地的软硬资源,很多地区有相关的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这样就可以依托这些院校和机构的师资力量和设施,组织干部学习培训,一起合作开发好的项目,利用当地的资源禀赋条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二,市县政府机构配合,给予更多的条件。比如可以由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市委党校、农业局、民政局、司法局和工、青、妇等有关部门及镇〔街道〕,以市、镇两级党校为主阵地,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分别进行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教育培训。
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人才引进,我们以国内的整体人才就业市场情况为突破口来分析。当前国内的就业市场出现严重的矛盾,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剩余,需要大量的农民工,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民工荒”、“保姆荒”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缺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找不到相关的工作,比如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2141233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就业率仅为87.7%,还有300309名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就业市场的矛盾仅仅是表面,深刻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问题。第一产业所吸收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农民)大量剩余,第二,三产业所需要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严重不足;而第一产业又缺乏知识型,高素质型人才,恰恰在这个方面,第二,三产业又显得过分拥挤。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要解决就业市场的矛盾,只有把第一产业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吸引到第二和第三产业来,同时对于现阶段生产力基础上的第二,三产业上剩余出来的知识型,技能型,高素质型人才要转移到第一产业,去发展农业经济,只有实现了这种整体劳动力互补式的转移,才能从整体上解决就业市场上的矛盾,搞活国内的经济,促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良性互补循环。所以把三农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环境情况下来观察,如果要充分的发展农业经济,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我们不但需要国家政府的各种政策,各个经济学家的良方,我们更需要的是高质量的人才的引进,让这些人才融入基层,让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有利的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关于引进人才的优点,本文将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他们有着现代化的知识背景,比如信息技术,电脑,网络等,这样可以更迅捷更有效率的进行目前农村十分欠缺的信息化建设。当然他们从城市出来,亲身体味到缺乏现代基础设施的不适感,就能充分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比如水、电、交通、通信,这无疑会推动他们来关注这些方面的问题。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正是有效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先决条件,没有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前提条件是根本谈不上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引进的高素质人才的信息来源渠道也更加宽广,相比之下,他们可以借助强大的网络资源以及在城市积聚的众多人力资源网络来获得市场相关信息和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从而来有效的依托和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条件,迎合社会市场需求,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组织群众统一致力于拥有特色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
第三:引进的高素质人才也具备着更强的学习能力,在借鉴先进农村地区的经验也能够更加理性和积极,对于国家政策的解读也更加透彻、详细,落实也更加具体到位。
第四:能摆脱村里的关系网,人情问题,能够放手干。在处理农村各种问题时,总是涉及到不同家庭的利益关系,而那些从村里直接选举出来的干部必然会受到邻里多年人情关系的影响,而中国自古以来人情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所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很不容易协调,而从外面引进的人才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所受到的束缚就少的多,效率也就更高。
当然在引进人才到基层,我们也不能忽视村子里直接提上的干部,因为他们在村子里生活多年,对具体情况更加清楚,所以我们引进人才也要注重和村子里大家推选出来的干部之间的融洽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探讨如何引进城市知识分子走进农村?走进农村发展具备着很多吸引人的亮点,相对于城市里已经成熟,规范的各种经济活动来说,很多农村地区依然是一块真空地,农民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进行着解放初期极其简单的农业经济生产,和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相比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差距。知识型人才在农村基层工作有着大量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天地,可以领导群众考察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充分发展比较经济作物生产,建立相关的一条龙加工以及食品企业,依托中国加入WTO的优惠条件,寻找国内外的市场,有效的促进农民的增收,在这方面,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的前任村长吴仁宝就是典型的例子。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严重,城市的医疗体系以及各种社会保障相对农村要成熟完善许多,收入更是绝对性的差距,而且农村的教育质量也远远的落后于城市,所以导致了尽管城市里工作竞争异常激烈,大家也只是听着华西村的故事,手揣着无数简历投向城市里的公司,不愿意走进农村基层去发展,如在2006年被评为中国优秀青年五四奖的获得者花二军一样弃商从农凭着一腔发展家乡经济的热血回到农村当村长也是鲜有其人。如果要大力的引进人才走进农村,我们就必须扫清城市知识分子走进农村的障碍。
首先从收入上面政府应该给予适当的补贴,这相当重要,即使对从村里直接选举出来的干部也是如此,如果村干部在心里还担心家里后院着火,吃饭揭不开锅,孩子上不起学,那就很难谈给村民谋福利,在外面寻找市场,组织开发进行有效的规模经济生产活动。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各级政府需要补贴农村基层干部的工资。其次,限制城市知识分子进入农村另一个重要的障碍无疑就是户籍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的诸多方面,一旦这些知识分子走进农村,他们以及其子女是否还能享受到城市里良好的社会保障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也直接纳入了他们需要考虑的范围,所以如何有效的解决户籍问题不但是关系到农民进城务工,还牵涉到知识分子进村,而这正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以及就业市场矛盾的症结所在,政府需要逐步的改革放开户籍制度,促进国内劳动力的有效流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化解就业市场上的矛盾,促进农民的增收,拉动内需,繁荣整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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