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该怎样追求“高幸福指数”

    “国家统计局将逐步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的需求。9月1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表示，国家统计局将逐步增加反映人口、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等统计内容。显然，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也应在新农村建设上有所体现。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显著特征是，一是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在成为制造业大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从以“衣、食”为主升级到以“住、行”为主；二是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2%，乡村社会正急剧向城市社会变迁。这两个结构性变化，必然带来能源、资源、土地、环境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为此，我们只能另辟蹊径寻求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就是“低消耗，高幸福指数”的新农村道路。

　　心理学家卡尼曼曾提出“前景理论”，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实现农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恢复和建设农村固有的田园风光，保留和发展比较缓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继承、提升和创造和谐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人口大国，必然存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规律。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即便到21世纪中叶，中国仍然要有数亿人口工作、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农村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现代城市与农村社会发展并举，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的特色之所在。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既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使然，又是华夏文明演化路径的逻辑展开。

　　长期以来，农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业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积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展各项建设又征用了农民的大量土地。今天建设新农村，必须增强对农民的感情，自觉地代表农民的利益，对农民高看一眼、厚爱一层。

　　建设新农村，必须正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改革之初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5∶1，而到2004年这个比例达到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益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则更大。如果不果断遏制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将受到严峻挑战。

　　要扭转上述被动局面，就必须全社会向新农村建设倾斜。中国内需之所以不能有效拉动，农村经济拖了后腿。因此，即使从国民经济整体提升的高度来看，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都是非常合算的。中国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够富裕；只有农民安定了，国家才能够安定；只有农民素质提高了，国家素质才能够提高。

　　在新农村建设上，既要强调“多予、少取”，让公共财富大幅度向农村倾斜；也要强调“放活”，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制，实现“由政策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变，增强农业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如果做到了这些，则农民卖瓜难、卖枣难等问题，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观，农民的幸福指数也会得到提升。

　　盖国强（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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