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出路何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资金投入是关键。早在1996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然而，十年过去了，农村金融改革一直难以实现真正的突破，甚至在个别方面反倒不如原来，原因何在？面对巨大的农村金融需求，为什么供给缺乏？农村金融，出路何在？未来农村金融体系如何构建？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赵鹏。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农村金融改革，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农村金融改革的议案。

　　记者：在您看来，过去十年农村金融改革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赵鹏：农村金融改革改了十年都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甚至有的地方越改越差，确实需要认真总结和反思。我想从客观上看，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影响改革成效的一个主要原因。经济决定金融。同样是改革，但由于经济基础不一样，城市金融改革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农村金融改革。

　　但是，回过头来看，改革中确实也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对此，大家有很多争议。我认为，过去十年农村金融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完全准确摸清农村资金需求规律，设计出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架构，来整体推进，总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特别是一些改革完全是单方面的，协同效应出不来，迫使改革“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问题越积越大。

　　记者：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有需求就应该有供给，可是面对“三农”对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供给却供应不上，这是为什么？

　　赵鹏：有需求没有供给，关键是没有弄清楚农村金融需求的规律，导致所提供的供给无法根据需求来量身定做，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是农户说贷款难，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说有效市场需求不足。实际上，除了一些大的基本建设贷款以外，农村金融需求最多的是周期性短、临时性强、数量多的小额贷款，不像在城市，一笔个人住房贷款能贷二三十年。

　　记者：那么，您对农村金融改革有什么样的设想？

　　赵鹏：简单点说，就是要供给多元化，不能把供给局限在仅有的几个金融机构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最终形成多种形式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真正解决农村贷款难的问题。

　　在这里面，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以农信社为基础，着力构建农村经济、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农村社区银行组织体系；其次，以履行财政职能为依托，着力构建功能完善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第三，以市场化为原则，着力构建服务农村经济主体的商业性金融体系；第四，以规范发展为手段，着力构建多元化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记者：在您看来，在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赵鹏：可以这么说。农村金融有其自身的特点，自然需要符合其发展特点的金融机构，其中的主体就是农村信用社。从2004年开始，我省农信社开始了新一轮改革，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改革中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

　　如何保证基层农信社的自主经营？现在由全省83个县级联社共同发起并入股组成了全省农村信用联社，成为一个厅级单位，又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可能会脱不了官办金融的官僚气，也可能会干预基层社的自主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农信社如何自主放贷？

　　花钱是否就能买到好机制？为消化历史包袱，全省83家农信社将通过置换央行专项票据的方式，解决不良资产30多亿元。但是，经营机制是否同时转换，真正形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三会”之间决策、管理和监督相互制衡的经营机制？如果没有，恐怕新的问题还将产生，还得继续花钱。

　　农村合作银行如何保证发展农村金融的改革初衷？现准备在经济较发达的合肥、马鞍山和芜湖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地方政府和一些当地大中型企业很可能成为其大股东。随着大股东的更换和业务范围的拓展，农村合作银行很可能将业务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改革的结果，不仅没有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反而又会从农村“抽血”，无疑是在农村金融的伤口上又洒了把盐。

　　记者：那么您认为农信社的改革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赵鹏：农信社的发展一要靠自身，二要靠监管，三要靠引导。靠自身就是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内控管理，提高经营水平，真正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的；靠监管就是监管体系要先行，对其实行严格的外部监管，而且要在有苗头的时候就纠正，不能在资不抵债很严重的时候才采取措施；靠引导就是政府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引导其服务于农村，比如对“三农”的贷款投入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等。千万不能搞大一统，靠行政命令。

　　记者：现在农村民间借贷非常活跃，甚至其中一些是高利贷，您对此有何看法？

　　赵鹏：一般对农户的贷款，只有农信社在做，而一个县往往只有一家农信社，这就形成了垄断。垄断的结果一是价格高，二是服务差。这就需要给农信社引入竞争对手，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

　　所以，要给民间借贷正名，甚至对一些高利贷，都可以用政策来规范它、引导它。比如，可以组织开展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