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热”潮中的三点“冷”思考

    时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变得如火如荼，备受理论界和各种媒体的关注，也是各级干部的时髦话语。无论是走进广大的农村，还是看看各地的工作要点，都会感觉到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但是，面对一些省份让地方财政背上沉重包袱的“生态文明村”建设或不少地方严重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等，不能不让人进行反思和关注。日前在赤峰召开的一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郭冠清副研究员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某些“热”点话题谈了自己的另类看法。

　　首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应照搬“国企改革”思路。郭冠清指出，对私有化存在偏好的学者多数认为：目前“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土地制度，由于农民土地产权不完整，不仅使得农村土地难以流转从而限制了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阻碍了现代农业制度的建立和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因此，产权明晰的土地私有化道路成了必然的选择。郭冠清认为这是“国企改革”思路的翻版，忘记了二者的内在差异，也忘记了农民不是理性 “经济人” 的基本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土地私有制，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私有化的结果是小私有变成了大私有，许多农民将变成“三无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成为里根的“杀贫济富”政策的续版。印度和巴西出现的大量贫民问题就是实例。

　　其次，“农协”的道路在我国缺乏文化支撑。郭冠清指出，日本从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开始进行新农村运动，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自发性非盈利性组织“农业协会”的作用。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发展农业协会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选择。毫无疑问，中间组织的建设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如果没有文化支撑，它的作用将大打折扣。从表面上看，我国和日本具有相同的儒家文化背景，但是事实上，在根本理念上却有本质的差别。“忠诚”和“合作”可以看作日本文化的精髓，而我国缺乏的正是“忠诚”和“合作”。在福山的眼里，日本和德国是“高度信任”的文化，而我国却是与法国等一样 “一盘散沙”的国度。事实上，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国不再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国家，新的信仰没有建立起来，又缺乏宗教信仰等的文化底蕴，因此，通过中间协会组织的道路很难发挥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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