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经历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的预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标志着中国改革和发展重点开始转向农村，新农村建设正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为了开启投资和消费的新增长空间，农村转轨成为了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轨的关键，这同时也将开辟我国改革的新局面，是我国发展道路上的又一次“战略提升”。由于新农村建设并未触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土地制度改革，这就决定了它在一开始对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思想上、行动上的影响程度，不可能如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在一开始就对广大农村起到“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的同时，仍听不到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农民自己的声音。建设新农村绝非一场运动，在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舆论覆盖下，我们同样需要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村、乡、县三级组织的思索，更需要倾听广大农民的意见和看法。笔者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对安乡县的多个乡村进行调研，对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溯源，从农村政策的具体操作层面谈一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与思考，供参考。
    一、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
    （一）目标上不知所措。新农村建设为我们明确提出了“五大目标”，即农村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在调查中，我们经常发现农村支部书记对新农村到底如何起步、具体怎么分步建、要建成什么样子，根本没有明确思路。只知道按上级的、政策的要求，自己就怎么去做。有的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建设，热衷于修村级公路、修村部、修水厂之类的事。因为相比之下，只有“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这一目标自己易做、大家易见，同时相对见效较快，而其他四大建设目标则相对比较长期、难以奏效、或是比较抽象。
    （二）思想上等靠索要。建设新农村中央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依靠农民的辛勤劳动；第二句是国家政策要加以扶持；第三句是要动员全社会广泛来参与。调查中，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中的“早半步”思想比较流行：就是新农村建设早一步有可能多耗自己的财、多费自己的力，反而结果可能和别的村一样；迟一步又可能好处都让别的村占尽，不能享用自己份内的上级投资计划；只有“早半步”正好，不至于多耗费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而和别人享受一样新农村建设成果，又不至于新农村建设起步太迟而成为落后村。有的甚至是连村里力所能及、举手之劳的事都抱着等靠思想，如陈家嘴镇有一个村沟渠不通，投几个工就能解决的事，支部书记却要求新农村建设的后盾单位帮助投资疏洗。有的乡镇党委书记则认为：“新农村建设，我们不急。国家财力越来越强，省市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上级对农村的投资也会越来越大，到时说不定上级会帮我们把新农村全部建设好，现在根本不需要耗财、伤神、费力，再说以我们现在的财力，根本不具备新农村建设所需的资金配套实力。”座谈中，村民们对新农村建设反映最多就是目前村里一无钱财，二无资源，三来支部又没有号召力，有的村甚至连村部偿债了。所以对新农村建设抱的希望不大，只求能把村里的路修好，要是真能解决看病贵、读书难的问题就已经很满足了。
    （三）行动上急功近利。从广东、浙江的小康村建设经验来看，新农村建设的确应该从“水泥”开始，改水治渍旱、凑钱修公路，这些都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城市经济发展初期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围绕着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展开。从这一点来看，修公路、扩村部、建水厂本无可厚非。但在规划未出的情况下，大家都一哄而上，只求有项目，不管项目是否紧急、是否长效，其初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建一座小型自来水厂，我们可以指望上级的支持，但我们总不能长期指望靠政策投资来养活它。按目前情况分析，养活一座小型自来水厂，必须能长年保持约有500个用户、2000个人的生活用水才行，同时如果村民居住太散，铺设管道太长的话，水厂经济效益同样不会乐观。所以在村民集居点未规划出来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无效投资。出现此类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换届新上任的村干部抱着必须在任期内做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在目前国家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省、市、县三级每年财政增量重点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的大好时机，自己不为本乡本土争回一点投资，地方组织则显得无能；再就是乡村经济捉襟见肘，正常的工作都难以开展，向上、向外争回一点资金，自身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上级派来调研的同志中，有的说当前新农村建设急功近利思想和包办代替现象严重，地方政府和部门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非常高，工作力度也很大，但是缺乏引导和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有效措施。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安乡县安全乡志中村支部书记李永胜的话最有解释力，他说在公益事业建设上，按劳力很难平摊下去。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多，全村1743人，长年外出人员就有500多人；中年人负担重，上要养老，下要负担子女读书；老年人人数多，但承担义务工的人少，适龄人员又往往觉得受益时间少，不愿承担。若按田亩分摊，又违背上级政策，所以村里的“一事一议”绝大多数是难以成议、议而难决、决而难行。因此，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要为村民实实在在的做一点好事，有些时候“包办代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再有一点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是，目前新农村建设资金过分向示范村高度集中，项目向示范村无限制堆积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示范”不光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为后来者提供建设经验，再说有的项目在示范村并不适合，或是收效不大，如果一味向示范村堆积，就难免出现形式主义。
    （四）人才上严重缺乏。一是村庄规划人员严重缺乏。目前安乡县没有一家具有规划设计资质等级的专业院所，县新农村建设办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也仅只一名，这与目前村庄规划的紧迫性严重不符。二是培训农民的专业人员严重缺乏。乡镇机构改革后，原来网络强大、服务齐全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已形同虚设，县农广校、农民素质教育办公室等机构自身都难以为继，目前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科技转化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农村经营人才严重缺乏。言传不如身教，农村尤为如此。以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农村经济其实就是“能人”经济，农民差的不是干部，而是差的会带头经营的村级班子。这从华西村、南街村以及村级经济发达的江、浙、粤等地发展情况就可以清晰看出。
二、当前基层期待上级着力解决的五个问题
    （一）关于农村“三大民生”问题。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等问题，可称之为当前农村新的“三大民生”问题。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农民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得病，怕进医院，怕耽误时间为子女挣钱读书。其实带给农民最大痛苦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医疗体制造成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相比之下，农村教育之痛比患病之痛更加剧烈。一名普通高中生一年约要花费6000-8000元，一名普通大学生一年约花费15000元。安乡县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50元，基本处于全市、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以安乡县农民的收入水平，2个农民才能供养一名高中生，5个农民才能供养一名大学生。对于行路难的问题，安乡县安全乡高阳村的村民最有发言权。近年来，安全乡农民从订单榨菜的生产获利颇丰。但高阳村却因交通不便，榨菜需经菜农肩挑手提搬上板车，再用板车转运给手扶拖拉机，然后再送至企业。因搬运费用过高，在别的村一亩可获利200多元的情况下，高阳村的菜农则收效甚微，甚至亏本。2006年中央一号明确提出：“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到‘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全国所有乡镇通油（水泥）路，东、中部地区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油（水泥）路，西部地区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路”。在新农村建设的起步时期，这些政策如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的话，可以说在广大的农民心中，新农村建设就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功。
    （二）关于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的行政经费缺口问题。乡镇机构几经改革，上级是人疲马乏，基层是人心惶惶，结果人员包袱依然沉重。免除农业税后，靠有限的国家转移支付资金维以维持，村级管理人员更是无米下锅，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履行服务农民和管理农村社会的行政职能所需的行政经费缺口很大。乡村两级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连自身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会领导广大农民把新农村建设好？到底靠怎样的体制、机制保证农村政令畅通、政策落实和政体维护运行顺畅，是目前亟待国家政策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乡镇管理体制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搞了四次，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和有待完善的干部提拔机制的存在，使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制仍没有较变为对下负责制，农民遭受领导短期行为和形象工程造成痛苦的现象就不可避免。这就造成了新的矛盾：新农村建设，明确农民是主体；建设资金的投入使用，政府部门是主体。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和对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投资必将被原有体制所稀释，政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权贵部门”。
    （四）关于乡村债务问题。安乡县目前乡村总负债额很大，20个乡镇本级个个负债，且平均超过1000万元；258个行政村中，只有2个无债村，村平负债在130万元以上。如此沉重的债务包袱，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们最难解决的问题。乡村债务的存在，也是乡村两级组织对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诚信的巨大障碍。乡村债务包袱不卸下来，新农村建设起步艰难。
    （五）关于财政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当前我国用于农村建设的大部分资金采取“跟着项目走”的办法，争取到项目就意味着拿到了更多的建设资金。而大多数项目又要求地方各级政府配套资金，省里的项目要求市县两级财政配套，国家项目则要省市县三级配套，这些项目要求县里拿出配套资金的比例各不相同，有的项目对各级财政的配套比例作了明确规定，有的不作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灵活掌握。这对财政状况拮据的地方，在争取项目过程中肯定处于劣势，为拿到项目，尽管配套资金还没着落，肯定会爽快地承诺下来，千方百计拿到项目。项目到手后，出于财政的压力，配套资金缩水或是项目质量打折扣的事也就在所难免。农村建设资金“嫌贫爱富”的项目资金配套体制，很有可能导致县域之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三、当前县、乡、村应树立的四种思想观念
    （一）树立新农村建设的长远思想。目前对新农村建设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有两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北大教授林毅夫提出我国新农村建设应当在2020年完成，政府财政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他所依据的两条逻辑是：一方面通过农业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增加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消化已经过剩的产能。而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则旗帜鲜明提出反对意见，他表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进行严密的规划和科学的论证，从现在起仍然大约需要40－60年左右的时间，新农村建设基本完成，其基本标志应该是农村和农业实现现代化。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来看，其标志是整个国家已经现代化，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和现代化程度的差距已经消失，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通常下降到5％－10％左右。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从现在起仍然大约需要40－60年左右的时间。就是整个国家现代化步伐发展很快的话，新农村建设的完成也要到2050年前后。参照这样一个目标，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现在起步，大体上需要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现在到2020年）。这一阶段新农村建设除了农业生产、科技和市场组织以外，重点应当是农村的教育、培训、卫生和医疗，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农村的人口素质，做好城乡统筹和衔接，适应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需要。做好“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大文章。第二阶段：展开阶段（2020-2040年）。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目前9．5亿农村人口从占总人口比重的70％下降到30％－40％左右，城乡人口和居住格局大体清晰，乡村的村落布局也开始初见端倪，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较大规模展开。第三阶段：完成阶段（2040年到本世纪下半世纪前期）。这一阶段的建设，主要是实现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和现代化，乡村村落的布局会依此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调整，同时适应后城市化阶段一部分城市就业人口在乡村居住的需要，乡村居住逐步成为一种现代时尚居住方式。
    （二）树立以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的观念。当前出现这样一种认识，或者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观点，就是把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局限于农村，就农村建设农村，以农村发展农村，而忽视用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县域经济是农村生产发展的集中反映，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才能更好地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其实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树立外内并重的劳动力转移观念。国家免征农业税后，又系统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是不是说把农村建好了，把农民留在农村，让农民工回到农村发展。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村民深以为然，他们中大多数认为不可能打一辈子工，农民终究还是要回到农村。目前城乡户口差别逐渐缩小，市民申请农村户口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根本就是减少农民。1997年之后，农民新增收入的50％是来源于非农产业，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中已经突破40％。这说明，农民不外出，收入则很难提高。同时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进经验来看，按照国家现在的规划，到2020年我们即使出来3亿多人定居到城市里面，还有5亿多人在农村。所以转移农民必须外内并重，在重点向大城市转移的同时，也要注意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扩充中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但转移重点应放在前者，所以我们要摒弃旧有的“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思想。
    （四）树立以县城建设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观念。建设中小城镇，重点应该放到县城建设，当然个别有产业支撑的乡镇码头也应在之列，但不能遍地开花。一般来说，乡镇规模太小，辐射能力太弱，还达不到一个城市的规模，而且资源占用太大。相对于农民进入大城市，进入县城的代价要小得多，首先离家近，语言、气候，饮食习惯等都不成问题，安家置业成本也较低，农民容易转化为市民，身份置换时间相对较短。
    四、当前基层自身应积极探索的四个问题
    （一）积极探索如何制定具有本地的特色村庄规划。制定村庄规划，无论对建设、国土等政府工作部门，还是对专业规划设计单位来说，还是新生事物，而且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规划设计的内容比较复杂，对普通村民来说还比较超前。这就需要县、乡、村进行积极探索，在村庄规划中必须明确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目标和工作措施，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任务。充分利用今年开展第二次农业普查的工作契机，为制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积极探索如何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及党员的公信度和凝聚力。“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表示：中国现行的农村体制严重不适应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一定要重新构建农村的组织载体，才能让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这是第一等的工作。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及党员的公信度和凝聚力可以说已经大为下降，大部分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已严重弱化，党员在农村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与一般群众并无两样，制度改革和组织创新迫在眉睫。我们应积极进行探索，找准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结合点，创新党员教育、发展及组织生活模式，使村级组织和农村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发挥名副其实的组织实施和模范带头作用。
    （三）积极探索如何培育农村的“第三种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凝聚民力，要凝聚民力必先凝聚民心。在目前农民与组织之间相互缺乏信任的条件下，积极探索如何培育农村的“第三种力量”，不仅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使然。中央一号提出“在继续增强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发挥国家基层经济技术服务部门作用的同时，要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护成员权益”。这正是我们探索培育农村的“第三种力量”的政策依据和方向指引。安乡县安凝乡新兴堡村农村经济协会于2005年成立，目前该村农民通过协会组织买肥购种，规模采购效益明显；通过协会组织支农贷款收放，解决了农户贷款户散、额小、信誉度低等问题；通过协会组织农产品销售，部分缓决了农民单枪匹马闯市场的现状。同时协会由农户自发组织形成，会员由农户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解决因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而难以解决的事情。
    （四）积极探索如何促进广大农民形成健康活跃的公民意识。孔孟儒家学说是我国几千年来人民的主流思想，但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文革”的冲击，人几乎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心灵束缚。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人们在经济方面越来越独立，同时在城市文明和外来文化不断渗入的条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欲望愈来愈强，集体主义、公益思想、道德观念越来越淡化。当前打牌赌博的盛行、卖淫嫖娼的泛滥，都是一种不想付出辛勤劳动，而想直接获得的心理表现。安福乡松湖村支部书记李文清反映，现在村民都是“利益”当先，没有人愿意主动参与集体公益事业建设，对村组干部的号召很少有人响应。如果期待拥有这样思想状况的农民来发挥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作用，显然是自欺欺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胡总书记的“八荣八耻”道德规范为新时期人们提出了新的行为准则。但农村有农村的独有思想领域，农民有农民特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可能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等之类对农民显得遥远、抽象的概念和思想来教育农民形成健康活跃的公民意识。必须在政治思想、文化宣传、社会地位上探究出适应农民心理需求，摸索、进而创新出引导广大农民形成与时俱进、健康活跃的主流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