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谈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
人民论坛记者 魏爱云
城市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农业劳动力转为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在我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中，针对如何处理好农民工问题，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等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内知名学者、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
城市化机遇：三次错过
记者：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历程，您认为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陆学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比较曲折，上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上世纪60年代初出现“三年经济困难”以后，就实行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的户口制度，并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随着工业建设的持续推进，1978年就出现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情况。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转为市民、工人，是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唯有中国一面工业化，一面农民在大量地增加。
现在看来，户籍改革有三次很好的时期，而我们都错过了。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78年农村实行改革，农产品增加了，1984年出现了卖粮难，农村有了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按照国际惯例，那时改革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有了。但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饿死人的教训太深刻了，对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的规律也没有充分的认识，害怕户口放开后，农民大量进城，引起城市病、贫民窟等社会问题。如果那时把户口改革了，也就不会出现大办乡镇企业，出现“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等现象。
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提出可以搞市场经济了，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十四大也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经济又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道路。城市的劳动力大量地消耗了，城市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农民也盼望进城，拿几千块钱买一个户口也干，“买户口”现象出现。这时候如果放开户口的话也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不行，户口制度还是没变。所以农民工原来“离土不离乡”变成“离土又离乡”进城来了，大量的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2年以后出现的。
三是1998年的时候。那时我们认识到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会带来许多弊端，如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经济紧缩。这时放开也是很好的一条路，但还是有些摇摆。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农民最好不要到城市里来。不能提城市化，而是城镇化。农民可以进的是县城以下的地方，大城市还是严格控制的。实践证明这是不对的。农民进城首先是要就业，而不是为进城而进城，找到新的工作人们才能住的下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有大量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去小城镇，因为小城镇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记者：错过这三次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有利时机的原因是什么？
陆学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大跃进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违背了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原理，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为应付短缺经济实行了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本是权宜之计，后却固定下来，应改而没有改。二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足，对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对搞现代化必然要搞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需同步发展的普遍道理缺乏认同。于是在出现很好的改革时机的时候，我们还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坚持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走了一些弯路。三是利益集团的关系。改革必然重组利益结构，必然会损害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成为阻碍改革顺利进行的“绊脚石”。如取消户口制度，还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改革很难，它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但应该有这种谋略、这种魄力，扫除“绊脚石”。
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
记者：您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
陆学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农业的劳动力转变为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
这几年我国城市的发展较快。从统计上来看，2004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1.8％，应该说是不错的。但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41.8％的城市化率是把城市里的1亿多农民工统计进去了，这部分人大概占有7—8个百分点。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统计有些牵强，因为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保障制度、用工制度等还没有改革，实际上他们是边缘人，白天干着城里的活晚上想着农村的事。二是即使是41.8％的城市化率，我们还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8个百分点。我国城市有1亿多农民工，农村还有5千多万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转为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了。如果我们真正放开户籍制度的话，我们的城市化率还会更高一些。三是我们的城市化还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中国许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于这种滞后而产生的。
记者：现在许多地方都在积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改善了对农民工的待遇，也成立了许多民工工会。200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重新明确了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农民工的身份地位。您觉得对农民工群体，我们还该做些什么？
陆学艺：现任政府对农民工进行了很好的管理，如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改善制度、取消暂住证、农民工可以建立工会等，都是很好的，大大地好于从前。但就我的调查，这与农民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相比还不到位。农民工的问题应该从根本上治理。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就应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农民工不仅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军、杰出代表。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现在建筑、建材、纺织、清洁、服装等许多行业50％以上是农民工。而实际上，现在我国工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城市里的工人，一部分是农民工。据我调查，由于没有城镇居民的户籍，在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却得不到工人的身份。农民工现在可以参加工会了，但很多都是另外登记，享受不到同正式工人一样的工会会员的同等权利。在经济上，农民工和正式工人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在社会方面，他们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如此“一厂两制”，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的很多矛盾还会向前发展。必须通过改革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将工人阶级融合为一个部分，而不是有两部分人。
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我主张逐步放宽政策，让部分农民进城来。按时间的长短，农民进城就业可分为临时性的和长期性的两类。临时性的，如修路，干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农村。但有些是长期性的，如北京的环卫工人。城市总有垃圾，有垃圾就得有人扫，有人扫就得有人管理，但工作苦、累，都是农民工在干。像这种长期性的、工作熟练的、有管理能力的农民工都可以变为市民。我认为应该一步一步地放开，一批一批地解决，不可能一下子都转为市民。
城乡一体：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
记者：许多人担心大量农民进城，会引起类似印度的“大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住房紧张、交通拥塞、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扩大、贫民窟等，现在我国部分城市也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由此人们害怕发展大城市。您如何看待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类问题？
陆学艺：城市病几乎是各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或说概莫能外。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农村生活方式改为城市生活方式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是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都要经历的。但我们比其他国家还严重。为什么呢？问题在于我们的转变比他们还困难，因为我们还要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如买卖户口、农民工的问题等都是中国特有的。欧洲的城市化都花了200年的时间。我们真正搞城市化才二三十年的时间，转到现在这样已经是不容易了。
有些人对城市化感到恐惧，担心出现大城市病，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片面的。工业化具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是特色不了。最近这些年，实际上还是发展了大城市，特大城市，这是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就农村发展农村不行，还是要搞城市化，搞大城市化。
记者：有学者认为，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陆学艺：说我们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前夜有一定的道理。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农民穷、农民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不将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乡差别会进一步加大，农村会随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急剧恶化。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记者：最后，您认为我们该如何改革城乡的二元结构，以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陆学艺：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包括解决城市病，关键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当然，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指城乡一样化，它界定在制度、体制的范畴内，是针对城乡诸多不同政策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分割格局而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要消灭的是城乡的对立，不是城乡的差别。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是要实现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
具体来说，目前急待解决的是：首先，要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登记制度。现行的制度是为当时计划经济服务建立起来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等几个国家有这样的制度，别的国家都没有，我们应该下决心去改。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加快了户籍改革的步伐，这都是很好的。其次，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明晰产权，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现在农村征地现象严重，许多农民被沦为“三无”人员，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不明晰，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事实上基本没有区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是生产小队，不是村民委员会，现在有些村干部可以卖地、可以动地，村民还不知道。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土地权国有，田面权、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土地定，人心才定。再次，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上要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现在所实行的人事就业和管理制度是把二元的社会结构引进到城市里来了。
美国、日本的城乡一体化都解决得很好。我曾经说过，中国不仅完全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完全能够解决中国农业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只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走下去，我相信我国的城市化问题会获得很好的解决。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六期)
